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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年給布林什維克化下的定義。②１９２７　年　９　月在汕頭及　１２　月在廣

州（“廣州公社”）舉行的暴動都失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被大批殺害。

在現存的黨組織被來自外界的打擊所破壞和黨內的派別活動所分裂的時刻，

瞿秋白只能在環境許可的情況下盡力而為。他企圖至少在上層採用民主協商

的程式，但當時政治局往往很少能達到法定人數，他的嘗試反而加劇了派別

紛爭。③但是由於瞿強調土地革命，黨從城市的地下活動逐漸伸向萌芽狀態的

農村根據地，大約有　１５　塊根據地當時正在形成。

階級成分

被稱為秋收起義的一系列冒險行動失敗後，１９２８　年　４　月瞿辭去黨的書記

的職務，讓位給一位無傾向性的無產者向忠發。在白色恐怖和戰爭條件下，

隨時隨地要關心安全及叛變，黨中央面臨一系列的組織問題。第一，黨員的

階級成分已從城市工人和知識分子轉變為農村佔優勢。①這種變化有改變黨的

階級基礎、工作方式和黨的政策的危險。因此，１９２８　年　７　月“六大”的決議

和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　８　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的信都強烈要求增加城市黨

員。第二，為了鞏固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中央不得不與那些曾經與黨組織失

去關係的黨員重建聯絡。黨必須為那些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前公開活動時期暴露了自

己而當前靠黨的菲薄的財力為生的積極分子找工作，並將他們安置到非黨的

群眾中去。首先它必須統一對激進工會的控制，這些工會掌握在何孟雄、羅

章龍等工會領袖領導下的“實幹”派之手。第三，農村支部長期與省委和中

央失去聯絡。例如，地處長沙東南偏僻山區、位於江西和湖南交界處的井岡

山的前敵委員會，曾用五個月時間才恢復與湖南省委的聯絡。１９２８　年　６　月　４

日中央送交當時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的信六個月後才到達。湘鄂西的賀龍

直到　１９２９　年春才獲悉“六大”的決議！第四，在中央領導層內，宗派主義特

別是陳獨秀“右”的影響依然存在。隨著　１９２７　年下半年多次失敗後，形勢惡

化，鞏固黨組織的希望益發渺茫。②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於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至　７　月在莫斯科郊外舉行，大會責成

新的領導（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過法國和俄國）恢復黨的下列路線：

黨必須透過吸收大量工人入黨並進入領導層來實現無產階級化。這樣做不應

以犧牲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為代價，如允許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繼續存

在，上述情況就會發生。要抑制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必須加強對黨員的教

育和培訓，同時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黨和黨員的安全。在很分

散的農村根據地，應盡一切努力喚起廣大群眾投身於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和蘇

② 刊載在　1925　年　2　月　3　日《真理報》上並收入博伊德？康普頓：《毛澤東的中 國：整風文獻，1942—1944

年》，第　269—271　頁。

③ 《毛澤東選集》，第　3　卷，第　980　頁和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　124　頁。

① 散見各處的中共黨員數字都是有疑問的。我引用官方統計數字作為粗略導 向。例如，《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第　1362　頁上的黨員數字。一般認為，在所 有這些報告中，城市黨員的數量是誇大的。反之，許多中

共黨員離開城市去 到農村，也可能誇大了農村黨員的數量。許多在農村蘇維埃工作的人員顯然 是城市出

身的。

② 1929　年　2　月　8　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信；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澤東 的報告，《毛澤東集》（竹

內實編），第　2　卷，第　25、 28　頁；《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冊，第　603—614　頁。

維埃運動。群眾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風的正確性的主要標準；盲動主義和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