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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容易失去群眾支援，被認為是錯誤的。在根據地，共產黨人本身只應作

為思想上的領導者從事活動，不應作為蘇維埃的行政人員，以便給群眾以權

力來監督他們自己的政府，雖然不是監督黨本身。①

遵照這些決議，李立三立即採取步驟加強了中央的領導。雖然六大表現

出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黨內工人與知識分子之間

的隔閡，但是他似乎沒有形成敵視知識分子的立場。李維漢、鄧中夏和在河

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堅定的支持者，人們很難說他們不是知識分子。②

起初，對李立三領導地位的威脅主要來自工會領導人，對他來說疏遠其知識

分子同事將是不明智的。③

在李立三領導的最初幾個月，當小塊的農村蘇維埃仍在為其生存而鬥爭

時，影響黨的統一和穩固的主要問題不在於農村根據地。問題在於倖存下來

的黨領導的工會及其領導人，李譴責這些領導人的極端民主化、平均主義、

官僚主義和無原則的宗派主義。④為保證黨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

抑制黨內民主，這可能導致了更大的集權。黨內抱怨他與陳獨秀一樣搞家長

制。⑤他本質上是一個活動家而不是學者，主要靠加強紀律來達到統一。既然

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李就借共產國際的權威

以推行這一行動路線。他常常用撤職的方法清除反對派。有時甚至為同一目

的而解散整個省委。①直到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在李立三路線失敗後，他才企圖制

定一些限制黨內過火斗爭的規定。②甚至這時他仍以生硬和權威的態度明確地

強調紀律。他為了實現黨的統一，還利用了黨的機關報。《布林什維克》是

瞿秋白於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創刊的，仍在繼續發行，李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又創辦了

《紅旗》週刊，從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到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每週出版兩期。最後他還成

立了由黨團、工會負責人組成的總行動委員會。③

李立三與毛澤東之間討論得最多的分歧較多涉及他們對革命形勢的估計

及相應的戰略，較少涉及黨的組織。許多人擔心農民黨員增加可能造成農民

意識瀰漫黨內，但在毛看來這是一種沒有根據的擔心。毛和蘇維埃其他領導

人在偏遠的農村根據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發展小規模的工業來增

加蘇維埃黨的無產階級成分。毛尤其不得不憑藉政治教育使農民無產階級

化。農民是處於黨的影響下的唯一的群眾，也是新黨員的唯一的重要來源。

然而憂慮依然沒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開展黨的工作。在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　年前後，李在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①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紅色文獻》，第　169—191　頁。

② 王明：《〈兩條路線〉跋》，《王明選集》第　3　卷，第　140—141　頁。

③ 理查德？C。桑頓：《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8—1931　年》，第　34　頁。

④ 康拉德？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　172—173　頁。

⑤ 金一平（音）：《中國共產主義政治：蘇維埃統治下的江西》，第　183—184　頁。

① 《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決議案》，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　2　卷，第　43—　44　頁。這種趨勢在　1929

年　11　月開除陳獨秀、彭述之及其他許多人黨籍時達 到頂點。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

② 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