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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稅、職業選擇、教育、聲望象徵、

軍事組織，實際上還改變社會制度的其他每一個特徵”。②

在中國，這種表述甚至還可以更進一步。中國革命的廣泛性，在其對中

① 即辛亥革命。——譯者。

① 見詹姆斯？裡夫？普西：《中國與達爾文》；又見《劍橋中國史》第　12　卷第　7　章（費俠莉著。）。

② 查默斯？約翰遜：《革命的變革》，第　2　版，第　126　頁。

國全部歷史的重新評價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引導中國走向工業化和現代軍事

裝備的現代科學和技術來自外國，實際上來自帝國主義的西方。這一事實把

中國一代革命者，置於比歐洲革命者（更不要說美國了）所曾面臨的更大的

窘境。美國政治領導人可以引用英國權威的言論，支援他們的革命行動。法

國革命者能夠在他們的歐洲傳統中找到支援。對於　２０　世紀初的中國政治領導

人來說，相比之下，證明他們革命有理的思想權威卻大多來自國外——而這

個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給自足聞名的國土上！這種條件下的革命不管是盧梭

的，洛克的，穆勒的，馬克思的，或者是克魯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義上

說，都是顛覆舊中國的革命。在實現民族主義要求的同時，革命還對中國曆

史成就的價值提出異議。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難為許多愛國人士所接

受。事實上，要求科學和民主，甚至對孫逸仙那一代的許多人來說，也具有

過激的含義。這樣的轉移離傳統太遠了。對懷戀中國過去富強的愛國人士來

說，談論復興要好受一些。舊瓶裝新酒，其他革命的後期也曾發生過。

我們今天關於中國革命的歷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來自經濟

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文學等等的分析概念。我們發現在各有關學

科中，許多中間層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種渠道上似乎有支撐作

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沒有確切對應的分析模式。甚至在它們之

間還可能出現某些不一致。鑑於每條分析線索都分階段，我們先研究分期。

變革與連續性：分期

儘管連續性很多，中國自　１８００　年至　１９４９　年還是經歷了種種巨大的變化。

政治制度，特別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決定性地改變了。古老儒家的社會結

構削弱了，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經濟的某些部分納入了世界貿易；工業化

在城市開始。知識研究擴大了範圍；這種研究透過對外國觀念的選擇和適應，

再次得到調整。農村生活儘管以大體相同的模式繼續，卻不時為自然災害、

騷動、

叛亂和戰爭所打亂，終於導致革命。

面對這個國家的規模和地理差異、地方社會組織的不同以及不同領域內

發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這整個變革動態的單一程序或關鍵，難免要失敗。

不過，把這一個半世紀分為幾個較短的時期，以便揭示某些趨勢或主題，並

且揭示一些重要的連續性的中斷，還是可能的。根據鴉片戰爭開始了一個決

定性的西方衝擊時期，而把中國近代史的開始定在　１８４０　年，這可能過分強調

了與變革的國內原因相對立的國外的原因。我們寧願以　１８００　年作為　１８　世紀

繁榮、擴張、自信的中華帝國與　１９　世紀分裂和混亂的中國之間的分界線。我

們分辨出四個時期，分別由這套書中的一卷討論：１８００—１８６４　年，１８６５—１９１１

年，１９１２—１９３０　年，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

１８００—１８６４　年

第一個時期，以　１９　世紀中期的主要叛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