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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規模

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廣泛的變革也往往延長了革命。

讓我們首先研究連續不斷的事件。中國在　１９　世紀經歷了一系列的叛亂

（白蓮教，１７９６—１８０４　年；太平天國，１８５０—１８６４　年；捻軍，１８５３—１８６８

年；回民，１８５５—１８７３　年）和一系列的對外戰爭（英國，１８３９—１８４２　年；英

① 我們格外感激瑪麗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邁克爾？加斯特、孔斐力和馬若孟就本章提出的有益

意見。

法，１８５６—１８６０　年；法國，１８８３—１８８５　年；日本，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１９００　年

的義和團國際戰爭）。在　２０　世紀接踵而來的是一系列革命：結束古代君主制

度的　１９１１　年的共和革命①，建立國民黨獨裁的　１９２３—１９２８　年的國民革命，１９４９

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黨革命和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的毛澤東的文化大革

命。

這些里程碑表明，在滿族的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舊秩序結構極為牢固，

自我維護極為巧妙，能夠經受住一個世紀的民眾叛亂和外國入侵。然而，正

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對工業主義與民族主義近代運動的適應，對科

學和民主的適應是如此緩慢，以致最終必然讓位。

規模宏大促成了這種緩慢。例如，在　１９　世紀　８０　年代架設電報線路之前，

北京與省會福州和廣州間的通訊，依靠的是官方驛站，一趟至少需要兩個星

期。清帝國無法作出迅速反應。１９　世紀帝國主義的多次戰爭，主要取決於中

國周圍的外國海軍力量。例如，四川的　５０００　萬人（現在為　１　億人）甚至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也未受到日軍的侵襲。中國的“四萬萬”人口（現在為　１０　億

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沒有透過掃盲、報紙、電信，或乘輪船、火車、汽車

旅行的方便而成為一個整體。在這塊土地上，農民生活的變化只能是緩慢的。

對近代中國變革的理解，是線性模式解釋和迴圈模式解釋兩個歷史學派

之間爭論的問題。線性觀點，強調近代增長的影響不僅在人口和經濟方面，

而且特別在生產技術、政治民族主義和科學思想方面；所有這一切，都有助

於一些人想象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則願意稱之為全面革命。迴圈觀點，

看到一些方面的反覆：中央政權的衰落，內戰和外國入侵，普遍的混亂和貧

困，中央政權的軍事復興，謀生之道的恢復與發展。我們傾向於認為這兩個

模式在不同結合中相互交叉。革新與復興並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國採用外來

的經驗，但更多的還是採用自身過去的經驗。

從　１８００　年到　１９４９　年，中國文化的差異性儘管已在減弱，仍頑強地繼續

存在。包括在漢字書寫系統（日本、朝鮮和越南靠增加它們自己表示語音的

系統而擺脫出來）之內的中國偉大傳統的種種載體，像清朝保持它的統治權

一樣，頑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獨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實上，中國的古老國家

與古老文化的共生現象，是它們共同長久存在的一個秘密。

假如我們看一看中國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就會發現儒家學說的信條

曾使北京的帝國統治和農村的家庭家長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體只是在儒家

學說被進化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條破壞之後才解體。①國家間適者生存的

觀念，意味著滿族統治者和極其莊嚴的儒家學說都缺乏領導中國的能力。情

況很像法國革命，不是依靠啟蒙思想，而是必須往回走得更遠，從拋棄柏拉

圖、亞里士多德、笛卡兒以及聖母瑪利亞開始。正如一個政治學家所評論的，

“總體革命，如法國在　１７８９　年開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紀曾改造中國的革

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價值結構與改造全部分工。法國在　１７８９　年與　１７９７　年

之間，人民使用暴力來改變土地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