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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是因為剛開始領導時他仍對革命

前途抱有悲觀情緒。直到　１９２９　年下半年，他才開始制訂自己的軍事戰略。④

他堅持城市的領導權，而把單獨依賴紅軍奪取勝利的觀點斥為“嚴重錯誤”，

⑤他認為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這一目標是在六大透過的）的關鍵在於

大城市工人的鬥爭，同時由紅軍、農民起義和國民黨軍隊的兵變來支援。工

人鬥爭的爆發標誌著革命形勢趨於成熟。換言之，１９３０　年　２　月李想象工人將

開始罷工和武裝起義，同時紅軍向城市進軍給他們以支援。⑥一旦取得一省或

數省的首先勝利，不平衡的形勢很快會變成足以使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平

衡。在李的這一階段的戰略計劃中，目標城市是武漢，這一計劃表現為　１９３０

年　４　月　３　日給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的一封信，這封信指示紅四軍沿贛江向

沿江城市九江進發，並奪取它。⑦

紅軍的支援作用不是透過開展游擊戰，而是透過進攻大城市和破壞國民

黨軍隊的運輸線來實現。按照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政治局決議，紅軍要佔領

長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黃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後攻打武漢。①

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在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６　月、１０　月和　１２　月給中共的指示

中，從沒有講清楚自己的戰略計劃，更不必說行動綱領了。或許被　１９３０　年春

李立三的報告和政治局的決議中的不安情緒所驅使，共產國際在同年　６　月或

７　月給中國黨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說：“必須集中注意去編成和鞏固紅

軍，以便在將來．．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而能夠佔領一個或幾個工業的行政的

③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　2　卷，第　42—51　頁；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 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

第　22　頁以下。

① 《紅色文獻》，第　335　和　358　頁。這封信的日期籠統地寫成　1930　年　6　月（見　A。M。 格里戈裡耶夫文，L。P。

傑柳辛編：《共產國際與東方》，第　334—335　頁）。日 期的差異無助於斷定這封信是在　1930　年　6　月　11

日有重大意義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會議以前還是以後對中共戰略計劃的反應。

② 例如，見庫西寧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上的報告和　L。毛焦爾文 ＇《國際時事通訊》第　5　期第

40　頁（1929　年　8　月　20　日）＇和　L。毛焦爾文＇《國際 時事通訊》第　10　期第　18　頁（1930　年　4　月　10　日）＇。

③ 江蘇省委關於中央工作的意見，《中共的政治工作》第　1　集，第　166—167　頁。

④ 《毛澤東選集》，第　3　卷，第　978　頁。

⑤ 《紅旗》，1930　年　3　月　29　日；《中央通訊》，第　15　期（1928　年　11　月　8　日）。

⑥ 《中央通訊》，第　70　期（1930　年　2　月　26　日）。

① 《紅旗》，1930　年　8　月　16　日。

中心城市．．．．。”②就奪取中心城市而言，共產國際和李立三在看法上並無不同；

至於如何奪取這些城市，共產國際沒有提出任何戰略；關於促使革命形勢成

熟，共產國際的指示含混不清；“將來”一詞的含義可以任意猜測。這些疑

問看來只能讓當地的領導人、戰場上的指揮員自己去弄清。這正是李立三所

做的，他一旦弄清了這些疑問，就制訂出他的行動綱領。這也是共產國際的

官方刊物《國際時事通訊》在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７　日一期上對李立三佔領長沙的短

暫勝利感到高興並加以讚賞的原因。

按黨中央一位領導人的看法，城市鬥爭和奪取城市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

比分散在偏遠山區的遊擊活動意義更大、更具有決定性。但在游擊隊的領導

人看來，保住他們的根據地是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統一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