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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直到　１９３７　年第二次統一戰線形成為止。

在他們的領導下，戰略依然是奪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但此時以農

村蘇維埃的紅軍為唯一武器。這一戰略的第一階段是鞏固和協調現存的和新

建的蘇區。只有完成了這一階段，中共才能為第二階段奪取全國政權而戰鬥。

③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以後的反日高潮給　２８　個布林什維克以新的希望，他們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９　日的戰略計劃《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再

次考慮攻佔中心城市的可能性。“過去正確的不佔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

不同了。”①長江以南所有蘇區都應爭取與中央蘇區連線，而長江以北也應這

樣，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經過這樣調整和協調，紅軍能在不久的將來向南

昌、福州和吉安進軍，而長江以北的紅軍將威脅武漢、平漢鐵路和長江航運

的安全。要做到這一點，紅軍不能只等待敵人進攻，要誘敵進入蘇區，然後

消滅他們。這種戰術被批評為出自“農村學究”之手，不是由馬克思主義革

命家策劃的。②周恩來本人在其著名的　１９３１　年少山報告中，對這種戰術表示

強烈的不信任。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黨對蘇區領導人的指示，也認為游擊戰術的

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輔助的。紅軍必須在統一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下受不同的

訓練，使之能適應陣地戰，以贏得在一省或數省的勝利。③

新的戰略需要新的軍事領導。在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周

恩來接替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後來又成為整個紅軍的政治委

員。④

② 同上書，第　246—269　頁。

③ 《王明選集》，第　3　卷，第　50　和　74　頁。

① 《實話》，第　3　期（1932　年　4　月　20　日）。

② 劉伯承文，《革命與戰爭》第　1　期（1932　年　8　月　1　日）。

③ 周恩來文，《紅星》第　4　期（1933　年　8　月　27　日）；《王明選集》，第　3　卷，第　74　頁。

④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　2　卷，第　345—348　頁。學者一般認為毛澤東與有周恩來 支援的二十八個布林

什維克進行了一場權力鬥爭，而金一平（音）（《中國共 產主義政治》）卻提出“分工”理論，說毛澤東

專門負責政府，秦邦憲專門負 責黨的工作，周恩來專門負責軍隊工作，形成集體領導。金一平的基本假設

是：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沒有實際權力基礎，只有理論言論，不敢向軍隊領 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挑戰。

幾乎沒有文獻證據支援這種說法，金一平的論 點看來是不能接受的。見勒維菲特著《中國共產主義，

1931—1934　年》第　86—　97　頁中的關於中共人員及其職分的分析。

蘇區的毀滅

蔣介石發動前三次圍剿時（１９３１　年底和　１９３２　年），毛澤東依然牢固地

掌握著軍事領導權。蔣介石很輕視紅軍的力量和技術，又不瞭解群眾政治工

作的重要性，他企圖用軍閥的雜牌部隊對付共產黨，在消耗戰中達到一石兩

鳥的目的。這些“被流放的”雜牌軍不熟悉當地的情況，他們容易被誘入蘇

區並被打敗。①另一方面，紅軍則依靠快速運動和群眾支援，“通常是夜晚行

動”並“突然出現，迅速消失”，國民黨官方的《剿匪戰史》對這種情況作

了很好的描繪：

當國軍進入一個地區，那兒幾乎沒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殘被共匪的地下組織所控制，因而

不敢和政府軍隊談話。有時他們甚至幫助共匪阻礙軍隊前進……國軍對共匪的情況知道得太少

了。②

第二次圍剿（１９３２　年　５　月至　６　月）出現的情況大致相似，在這期間共產黨的

群眾工作有了明顯的進步。國民黨的官方記載抱怨說：“共匪把糧食和人都

帶走了”；老百姓破壞政府軍後面的橋樑，不向他們提供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