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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代表，這真是一種巧合。士兵委員會在紅軍中是保證實行民主的一項措施，

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級像牲口一般地對待。②紅軍也有政治軍官，但他們的職責

沒有明確規定過，因此直到古田會議時他們的職責還沒有得到確切的敘述。

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紅軍發動群眾和建立新政權。③除此之外，黨代表還在

每個班建立黨小組並在每個連建立黨支部，因為毛堅持在軍隊中黨員和非黨

員的最佳比率必須是　１：３。事實上，這一比率在　１９３４　年是　２８％對　７０％。④指

揮系統和政治系統是分開的，有獨立的經費和相似的等級制度；他們之間有

完善的聯絡渠道。在政治系統內部，１９３１　年　２　月建立的總政治部既控制各級

政治軍官，也控制各級黨代表（當時稱為政治委員），但政治委員地位常在

同級政治軍官之上。⑤在兩個系統中，規定的薪水並沒有區別。軍隊中的每一

個人，不論其級別如何，都領取相同的薪金，並過著相同的生活。⑥在戰鬥和

維持治安時，軍隊得到赤衛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支援。①經過如此訓練的軍隊自

然與同時期內其他中國軍隊大不相同。除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的富田事件——在那

次事件中一支紅軍譁變並受到鎮壓，幾百人被處死——外，紅軍從未自相殘

殺；也極少感到需要平息農民對它的敵意。由於黨掌握一切意識形態上的職

權，而政治軍官掌握財權，紅軍常常受黨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眾支援的

政治化的軍隊。

群眾路線滲透於紅軍之中，這支軍隊被反覆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們

一起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因此士兵們不會背離他們為之戰鬥的群眾。

他們對人民進行宣傳並保護人民，還幫助生產性勞動。他們透過這種方式鞏

固了同人民的關係，因此他們能得到敵人活動的可靠情報；而在戰敗時他們

能依靠群眾安全地隱蔽起來。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第一方面軍出發長征後，這種相

互依存關係顯得尤為重要，當時只有小規模游擊隊被留下來騷擾國民黨軍

隊。②

根據各種估計，紅軍在李立三領導下組織得比原先好，在　１９３０　年約有　５

萬人。１９３１　年增加到　１０　萬人以上，１９３２　年增至　２０　萬人，１９３３　年增至　５０　萬

人。在　１９３０　年李立三冒險路線前後，紅軍曾進行兩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整編。

那年夏天前，軍隊被改編為軍團；此後，又建立了方面軍。雖然在　１９３５　年　７

—８　月重新整編，方面軍一直延續到改編為　１９３７　年轄　３　個師的八路軍以及

１９３８　年的新四軍。③

② 羅榮桓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冊，第　139—140　頁。

③ 《古田決議》，《毛澤東集》第　2　卷，第　123—124　頁。

④ 羅榮桓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上冊，第　140　頁。

⑤ 《毛澤東集》第　2　卷，第　124、453—254　頁。

⑥ 《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67　頁。

① 《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68—69　頁。

② 《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冊，第　309—310　和第　2　集，第　145—148　頁；斯沫特萊：　《偉大的道路》，第

237　頁。

③ 湯良禮：《中國征剿共匪》，第　99—100　頁；董顯光：《蔣總統傳》，第　1　卷，第 203　頁。

尋找一種戰略

紅軍建立於　１９２７　年革命處於低潮之時，被看成是中共奪取政權，甚至促

使革命“高潮”在不遠的將來到來的重要工具，但是在　１９２８　年六大的政治決

議中，沒有地方提到軍事鬥爭當時已成為鬥爭的中心形式，也沒有提到軍隊

是勝利的決定性因素。認為下一次高潮的到來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內部的因

素，也許這些因素比軍隊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詞語“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