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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充分考察的領

域把有代表性的例證提供出來。省辦和市辦的教育機構以及技術、職業教育

機構大都處於我們的視界之外①

人員：海外培訓的精英

高等教育建設的領導者們是真正傑出的一群，他們對非常時代的需要作

出了反應。當中國的現代變革需要創立一個可以與出現在其他國家的新制度

相比的高等教育制度時，這意味著培養學貫中西的新的學者階層——一種對

悠久傳統的真正革命性的決裂。中國人能夠而且確實必須向外國人學習，這

一觀點極富革命性，但與日本和印度等國相比，１８６０　年後中國在這一方面的

努力，卻顯得比較少而收效不大。清政府無法在國內提供現代學校，也無力

控制派往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事實上這成為清朝覆滅的一個主要原因。新的

教育精英從而在這個變革的時代裡成熟起來。在建立新學校的過程中，他們

感到自己是新世界的創造者，決不是現有機構的維護者。當纏足作為保持婦

女順從的一種古老方法，仍在中國廣泛流行時，不難想象那些涉足高等教育

的中國婦女的冒險精神和決心。

多種因素塑造了這些教育家。首先，他們一般都是在外國受教育的男子

和婦女。以梁啟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　年）為代表的一代到日本尋求西學，以胡適

（１８９１—１９６２　年）為代表的一代則到西歐和美國。這次留學的規模有多大還

不完全知道，因為，舉例來說，在日本院校註冊的中國學生大大超過畢業生。

據估計，１９００—１９３７　年的註冊生為　１３６０００　人，而　１９０１—１９３９　年從日本各類

學校畢業的中國學生的最適當數字是　１２０００　人。①留日學生所作的政治貢獻在

１９１１　年的革命史中極為突出；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卻普遍受到忽視。１９１５

年後日本的擴張政策導致反日運動日益高漲以及中國的民族主義日益上升，

都掩蓋了中國在學術上受惠於日本；今後的研究無疑會發掘這一問題並予以

評價。①

中日對抗有助於共和中國的學者轉向西歐和美國。中國學生長途跋涉來

到西方，需要更多的經費，因此選拔得更加仔細，具有更明確的義務，也更

有可能完成學業。有一個估計數字是　１８５４—１９５３　年一個世紀內中國留美學生

達　２１０００　人。②

然而，這些數字可能需要進一步推敲和分析，很明顯，２０　世紀從西方回

國的兩萬左右中國留學生是一個人數甚少但頗有能量的群體。他們在大約四

① 見《劍橋中國史》第　11　卷　M。詹森著第　6　章，引用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這是這位研究中

日教育關係的日本第一號專家的主要著作。

① 汪一駒著《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綜述的主要內容，實際包括晚清努力向日本學習以及

關於這個題目的以後許多方面的大量資料。中日學術關係各個方面在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於政

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② 有多少人畢業不明。見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第　119—120、167、185　頁

引用華美協進社的資料。

億人口中所佔的比例與舊政權的進士一樣少。他們的前輩三年一次在北京考

試，習慣地接受對皇帝——他名義上主持殿試——效忠的人身約束，而這些

民國的學者們則覺得，他們的國外經驗堅定了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忠誠。這些

新的“留學生”精英更加銘記宋代改革家范仲淹的格言：“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③留學生涉足政府、工業、自由職業、藝術和教育等領域

的比例尚不清楚，但顯然他們都享有從舊習俗和現代革命得來的特殊地位。

他們在廣泛的人際關係網中發揮作用。那些選擇從事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人

堅持傳統，認為學者並非僅僅是技術專家，他必須像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