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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率先創立了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學術機構。他們的新作用既有知識方面的，

也有制度方面的。在知識方面，他們面臨的是必需把中、西文化傳統調和起

來——就其廣度而言，大多數思想家從來沒有面臨過如此艱鉅的任務。這一

知識問題的巨大規模以及它被如何對待曾經在本叢書的其他卷中加以評估。②

所以本章只集中討論　２０　世紀上半葉學術界及其機構所取得的成就。

我們在這裡面臨一個極為複雜而大半未探討過的問題，包括三個主要方

面。首先，中國的思想史超越了其學術機構史，相比之下，我們對新儒家思

想的晚清學派——宋學和漢學，今文和古文，甚至桐城派——的瞭解超過對

學院、圖書館、印書館網路以及孔學研究的贊助人的瞭解。第二，在中國對

日本的關係上，政治大大地掩蓋了學術情況。幾千名到東京去的中國留學生

大多數回國服務，他們並非都成了革命家，很多人無疑在晚清繁育起來的新

① 江勇振、柯文、默爾？戈德曼、賈祖麟、威廉？J。哈斯、約翰？伊斯雷爾和蘇珊？佩珀等人對本章提出寶

貴的意見，我們深表謝意。教育這一課題的文獻資料十分豐富。舒新城的早期主要文獻彙編（《近代中國

教育史料》，4　卷，1928　年；《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3　卷，1962　年）以及多賀秋五郎編的最近文獻匯

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3　卷，1976　年），都將在下面參考書目中提到。

① 關於識字教育，見伊夫林？S。羅斯基的《清代的教育和民眾識字》。關於書院，見蒂爾曼？格林：《廣

東的書院與城市制度》，載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　475—498　頁。關於　1911　年前的新學

校制度，見薩利？博恩威克：《中國的教育與社會變遷：現代時期的開端》。關於商務印書館在教育方面

的業績，見王雲五的《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它包括了　1897—1972　年該館的大事、出版物和報告書

等。關於一個省份（山東）的教育變遷，見戴維？D·巴克：《濟南教育的現代化，1899—1937　年》，載伊

懋可和史堅雅編的《兩種世界之間的中國城市》，第　171—212　頁。現代中國教育的綜合問題將由蘇珊？佩

珀在《劍橋中國史》第　14　卷第　4　章論述。

② 見《劍橋中國史》第　11　卷第　5　章和《劍橋中國史》第　12　卷第　7　章和第　8　章。關於更近的新成果，見賈

祖麟：《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國家：敘事史》。

式法政學堂任教，但教授的內容和範圍，同日本對中華民國在其他方面的影

響一樣，大量仍是未知的。第三，從歐洲和美國流入中國的教育影響構成了

種類繁多而且有些部分尚未探討的廣大領域。幾乎所有國家和所有學科都被

捲入這場規模最大的文化移動之中。例如，各種各樣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傳教

使團是中國教會學校的後臺，但它們只是一方掛氈裡的若干細線而已。現代

西方處於不斷的變化中，而中國本身也開始了多方面的變革。來自日本、歐

洲和美國的教學方法、課程設定、教科書和教育制度都為教育的旋渦新增了

刺激因素，在這個旋渦裡中國舊式文人學士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功能

都經歷了逐漸適應現代需要的過程。鑑於需要發現的領域超過了已知的領

域，本章僅試圖對新領域的主要方面加以概述。

然而，有一個特點是清楚的——面對日本的擴張，包括治外法權在內的

不平等條約體系的體制結構保持下來了；儘管中國的民族主義迅速高漲，外

國尤其是美國，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達到了很高的地步。２０　年代尤其是中

美兩國在科學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顯得生氣勃勃的時期。

現代教育機構的出現，１８９８—１９２８　年

為了便於分析，我們將依次考察人員培訓，某些主要教育機構的形成，

以及研究和財政資助。對每一情況，我們的探討都試圖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