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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禁的在心頭描畫著三五年後可能實現的一個小康

時代……但是勝利的歡呼閃電似的過去了，接著是一陣陣悶雷響著。這個變化太快了，幻滅得

太快了。②

當戰火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部隊之間再次燃起時，大、中學的學生和教

師的示威與“絕食罷課”，最為清楚地表達了全國範圍內對和平的渴望。中

共又一次巧妙地利用了這一和平願望，將矛頭引向在遲緩的制憲過程中止步

不前的國民黨。在戰爭後期滋長的反政府情緒變得更加強烈。數量日增的大

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把中共看作唯一能夠為他們帶來自由、民主和新中國的

政黨。於是，中共在　１９４９　年取得軍事勝利的前夕，實際上已拿握了中國知識

階層的思想。

在這種混亂和騷動的不安氣氛中，文藝界日益落入共產黨的影響之下。

當一批批作家和藝術家從內地返回，或者從日本佔領下的半隱居狀態重新出

現時，東部城市恢復了文藝活動的中心地位。重慶出版的雜誌遷到了上海或

者北平。新的報刊創刊，老的報刊復刊。書籍用質量較好的紙張重新印刷。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更名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它匆忙地主

持了一系列活動，包括一次大張旗鼓的魯迅逝世十週年（１９４６　年）紀念會，

並再版他的全集。

這個重新組建的協會，儘管維持聯合陣線的外表，但顯然受共產黨人或

共產黨的同情者控制。左翼作家還控制了主要報紙的文藝副刊，有些成為左

翼作家的專門論壇（如上海《文匯報》的副刊）；另一些由於左翼作家的名

聲，不得不刊登一些左翼作品。“第三種力量”的思想開明的代言人聞一多

於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被刺，進一步加強了共產黨的事業。因為人們普遍相信

這是國民黨秘密警察的暴行。而少量值得注意的非共產黨小說作品——錢鍾

書的《圍城》（１９４７　年）、巴金的《寒夜》（１９４７　年）以及師陀的《結婚》

（１９４７　年）的出現，對左翼文壇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它們只是創作整體中“孤

立的例子”，完全無力抵擋正在高漲的新的共產黨文學的浪潮。①

甚至夏志清，一個公開自稱的反共分子，也特別提到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時期

是共產黨地區作家，尤其是小說家的高峰創作期。①除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

河上》（１９４９　年），還出現了周立波的《暴風驟雨》（１９４９　年）、趙樹理的

②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　767　頁所引。

① 同上書第　472　頁，菊地三郎論述南北極格局中共產黨文藝和非共產黨文藝的 消長。因此戰後年代看到“北

方文藝”（延安）的勝利和“南方文藝”（重慶 和上海）的失敗。見菊地三郎：《中國現代文學史》第　2

卷，第　3、4　部分。

《李家莊的變遷》（１９４９　年）和歐陽山的《高乾大》（１９４６　年）等作品。在

詩歌方面，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１９４５　年）成功地採用陝北民歌的

形式，講述了一個人們所熟悉的地主的暴虐和曲折的愛情故事。繼《白毛女》

的成功，另一民間歌劇《劉胡蘭》獲得了好評。②

與共產黨控制區創作的勃發情況相反，城市文壇在這段時期相對說來較

貧瘠。出版的大多數作品是重新發行和重新印刷的流行小說和詩歌。在翻譯

領域，引人注目的一大批西方作家——福樓拜、左拉、巴爾扎克、托爾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易卜生、羅曼？羅蘭、狄更斯和莎士比

亞，以及許多其他作家，以多卷叢書的形式介紹給人們。根據報道，這個時

期最為流行的西方小說是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隨風而去（Ｇｏｎ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ｗｉｎｄ）　》，由多才多藝的傅東華以簡潔貼切的《飄》為題譯成中文。③

城市裡的主要創作媒介是電影，它在流行程度上取代了戲劇。這兩種體

裁曾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