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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當

中的許多人猛省，使他們看到了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的存在，也使他們看

到了與之並存於商業都會上海的工人們的悲慘狀況。隨著大多數作家的同情

逐漸左傾，一個政治化的過程被調動起來。大多數文學史專家都認為，五卅

事件標誌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用成仿吾的值得記憶的話來說，中國現

代文學從“文學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學”。

在五卅事件發生的前幾年，已有少數人摸索著試圖將文學與政治和革命

聯絡起來。１９２３　年，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黨員，著名的有鄧中夏和

惲代英，在他們的期刊《中國青年》上，主張應當把文學作為喚醒民眾革命

意識的武器。②在　１９２４　和　１９２５　年，一個剛從俄國回來的年輕共產黨作家蔣光

慈發表了兩篇文章，《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和《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

郭沫若和郁達夫兩人在　１９２３　年發表的文章中，都使用了“普羅精神”和“階

級鬥爭”這樣的名詞。１９２５　年，魯迅主持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題為《蘇俄文

藝論戰》的譯文，而且此後即熱情追隨蘇維埃文學政策的迅速變革。

然而，這些孤立的探索沒有引起多大騷動，只有五卅事件的衝擊才把文

① 關於五卅事件，見《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第　11　章。

② 張畢來：《一九二三年〈中國青年〉幾個作者的文學主張》，載李何林等：《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第

36—49　頁。

學和革命的爭論帶到前沿。創造社成員，尤其是郭沫若，再次倡導左的傾向。

郭自稱是在　１９２４　年讀到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的一本書後，改信馬克思主

義的。１９２６　年，他撰寫了現在被認作革命文學運動宣言的作品：一篇帶有傾

向性的，論證不周並富有感情色彩的，題為《革命與文學》的文章。郭概括

地把革命說成是被壓迫階級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對壓迫者的反抗。他得出了

一個武斷的結論，“凡是新的總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總就是合乎人類的要

求，併合乎社會構成的基調的”。他由此認為好的文學應當是革命的，真正

的文學只由革命的文學組成，而且“文學的內容跟從革命的變化”。郭相信

革命激發人類最強烈的情感，而它的失敗成為崇高的悲劇，於個人和集體莫

不如此。因此，一個革命的時期必然是“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文學和革

命從不對立；相反，它們常常匯合在一起。事實上，文學可以成為“革命的

先鋒”。①

郭撰寫該文於國共統一戰線的“革命”司令部廣州，北伐即將從這裡出

師。郭即將參加北伐，這標誌著文人首次介入政治活動。那篇文章的誇張言

詞清楚地顯示了他的滿腔熱忱。郭沒有提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他似乎急於表

明他扮演轉向革命的文藝知識分子的新角色是勝任的。郭的奔放也為他的創

造社同人所共有。例如，成仿吾在他著名的文章《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中對郭的情緒產生共鳴，並且大量運用新學到的術語進一步論證說，甚至創

造社成員早期的浪漫主義，也表達了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反對“布

爾喬亞”的特徵。成急忙補充說，但是時代變了，他們的階級即將被“奧伏

赫變”（揚棄），他們的“意德沃羅基”（意識形態）已不再有用。成的結

論是，“我們如果還挑起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即知識份子——譯者）

的責任起來，我們還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們要努力獲得

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文學］媒質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

大眾為我們的物件”。①成所賣弄的口號大概是他的同事們完全不能理解的，

更不用說其他作家和大眾了。但是，成卻以其竭力造作的方式，想到了不久

以後發生的左翼論戰中的某些核心問題。

在　１９２７　年，這類空洞的口號只能引起魯迅的憤怒。他對廣州局勢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