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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當時是一份最受重視並廣泛傳播的日報；伍啟元，清華經濟學教授；蔡維

藩，南開歷史學教授；馮友蘭，清華哲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張東蓀，燕京

大學政治學教授；陳之邁，政治學家，當時是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參事；

卞之琳，詩人，南開大學文學教授。①

儲安平宣佈《觀察》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而不是政治鬥爭的工具”，

這份雜誌“除大體上代表著一般自由思想分子，並替廣大人民群眾說話以外，

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儲提出了可以作為中國自由主義墓誌銘的四個信

條：首先，在中國發揚民主。“國家政策必須容許人民討論，政權進退必須

由人民決定，而一切施政必須對人民負責”。第二，支援各種基本人權，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進中國的民主政治，工業化，以及科學精神和現

代思想的成長。最後，推動用理性解決各種紛爭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抗戰雖然勝利，大局愈見混亂。政治激盪，經濟凋敝，整個社會，已步近

崩潰的邊緣……”②在這樣的逆境中，戰後年代的學術界只能試圖保留過去

１０　年軍事、政治和經濟動盪中倖存下來的東西。到　１９４９　年，中國自由的或

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學者和政治當局的關係長期以來就是

共和國辯論和鬥爭的主題，今後也不會鬆弛或放任。然而新中國的建立，包

括國家權力的重建，不會減少對學術創造力的需要。

人員、現狀和　1947　年可望實施的 補救措施之詳情，見威爾馬？費爾班克：《中國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國的

機構為 滿足這些需求的計劃：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同一作者的《美國在中 國的文化實驗，

1942—1949　年》是一部官方的　40　年代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計 劃史，顧臨任國務院顧問，是計劃的設計者

之一。

① 《觀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3　頁。68　個知識分子的姓名作為“投稿人”出現在《觀 察》創刊號的扉頁

上，其中有些是學術界最著名的人士。

② 《觀察》第　1　卷第　1　期，第　3、4　頁。

第　９　章 文學趨勢：通向革命之路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

３０　年代文學，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五四文學”一詞就其最廣的涵義而言，至少包括　２０　年，即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大多數西方學者採用了這個含糊的定義，並且實際上將五四時代與

中國文學的現代階段等同起來，接下去則為延安階段（１９４２—１９４９　年）和共

產黨階段（自　１９４９　年迄今）。如此信手拈來的劃分方法，明顯地將五四文學

的個人主義鋒芒與共產黨文學的集體取向之間的基本差別相提並論，似乎掩

蓋了其他方面。絕大多數中國和日本的學者都同意下述說法，即五四時期文

學創作的爆發力到　２０　年代末已逐漸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　３０　年代初文學

創作的更為“成熟”的階段。因此，“三十年代文學”這一用語，基本上指

從　１９２７　到　１９３７　年這　１０　年裡的作品。

從這個角度看，３０　年代代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個關鍵階段。３０　年代的

作家們繼承了五四遺產，他們能達到五四新文學的早期實踐者們未能達到的

觀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魯迅當然是個主要的例外）。與此藝術深度共生的，

是一種因社會和政治危機日深而出現的強烈憂患意識，當時日本侵略的幽靈

出現在華北大地，而共產主義革命則在其江西的農村總部集結新的力量。因

此，正是在這重要的十年裡，藝術同政治交織在一起，而　２０　年代早期的浪漫

主義色彩也讓位於作家社會意識的某些陰暗的再評價。到　３０　年代早期，一種

新的左的取向已經在文學舞臺上形成了。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五卅事件對於中國現代作家的政治感情衝擊很大。①這一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