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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則因地區而迥異。在茅盾看來，不存在全國性的“普通話”這種事物。

茅盾進一步為“五四”式的白話辯護，認為它仍有生命力，儘管需要簡化和

非歐化。茅盾認為緊迫的任務是革新現代白話，並利用方言使它豐富起來。②

於是，在茅盾為維護現代白話的現實主義觀點，與瞿秋白關於普通話的激進

觀點之間，爭論於　１９３４　年再度開始，使左翼陣營根據瞿的總前提分成兩種不

同的、但並非相互排斥的立場。有的人主張為了確立一種新的大眾的共同語

言，必須完全摒棄上流社會的白話；另一些人對通行的語言持肯定態度，但

②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　549　頁。

③ 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研究，見保羅？皮茨科維奇：《瞿秋白與中國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大眾文學藝術觀》，

《中國季刊》第　70　期（1977　年　6　月），第　296—314　頁。又見同作者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瞿

秋白的影響》，第　9　章。

①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　360—361　頁。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　362—363　頁。

仍然希望對白話進行挽救。在達成摒棄白話中的糟粕並保留其精華的妥協解

決辦法後，這場論爭很快轉移到是否需要拉丁化的討論上。

瞿秋白承認，他想象中的那種普通話仍然處於形成過程之中，然而他堅

持這種普通話絕對不能被禁錮在文字形式之中。漢字複雜難學，而且也不足

以將擁有豐富多采、生動的通行口頭語記錄下來。另一些評論家指出，書面

的白話是北京方言的表達手段，如同先前的國語羅馬字一樣。魯迅和其他一

些人認為，新的語音體系應當更為簡單，而且不要四聲的標記。這種新的拉

丁化漢語的體系，大概曾由兩位俄國漢學家兼語言學家對蘇聯遠東濱海省的

中國居民試驗過。這種體系將是普通話的字母文字，它將完全取代許多世紀

以來的書面表意文字。①瞿秋白和魯迅兩人在承認地區性差異的同時，都相信

掌握這種語音系統仍將比掌握書寫的漢字容易得多。

這種天真的烏托邦式的語言理論，在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顯然是無法實行的，

而且也從未有效地實行過。拉丁化的文字充其量也只是閱讀漢字的語音手

段，不能替代漢字。但是事實證明，這場語言論爭的其他部分卻對毛澤東極

其有用。瞿秋白對五四文學的過激批評，為毛的延安講話打下了基礎。瞿與

毛兩人都同意無產階級文學的語言必須接近大眾的用語。文學的“通俗化”

就這樣成為　１９４２　年毛政策的一個標誌；而由瞿開始的收效甚微的第二次“文

學革命”，在延安經再次發動，效果大有可觀。

關於“兩個口號”之爭

瞿秋白和馮雪峰在　１９３３　年晚些時候離開上海前往瑞金，左聯失去了最有

影響的兩位領導，進入了一個不穩定的階段。從　１９３４　到　１９３６　年，左聯與中

共中央機關聯絡不多，由於敵人拘捕和迫害，黨的地下總部遭到破壞。內部

的分歧在新的左聯組織領導層，尤其在周揚與魯迅之間，魯迅的追隨者與其

他老資格作家之間加深了。①１９３４　年，胡風從日本來到上海，並於　１９３５　年在

魯迅的支援下，就文學作品的原型和典型人物的解釋問題，兩次對周揚在意

識形態方面的權威提出了挑戰。但是導致內部爭吵公開化的最大事件，是左

聯在　１９３６　年春為響應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