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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出的。列寧寫道，黨性“自然地應當貫徹在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的

創作，尤其是文學批評上”。但瞿做了一個重要的限定，他覺得問題在於黨

性“是否能正確”地得到貫徹。瞿補充說，即使把它應用於左聯的作家們身

上，也不應“強加於人，而應加以討論、研究和學習”。至於非左聯作家，

只要求他們“承認”這個原則。瞿還進一步為左聯內部的創作自由辯護。他

解釋說，“指導路線”只提出某些“總的方向”，並不構成“命令”。②事實

上，貫穿左聯的歷史，無產階級文學的正確形式和內容曾經反覆討論和爭辯，

但從未強制推行。

關於對同路人的政策問題，瞿秋白摒棄了那種過激的觀點（“如果你不

是我們同行，你就是個反革命”），認為它是武斷的和感情用事——也許間

接指激進的青年左派分子和周揚。最後，馮雪峰發表罷戰言和的宣告。馮雪

峰在其長文的結尾用有高度傾向性的語言，表達了他對“第三種人”所做的

如下新定義：

第三種文學，如果是“反對舊時代，反對舊社會”，雖不是取著無產階

級的立場，但決非反革命的文學，那麼，這種文學也早已對於革命有

利，早已並非中立，不必立著第三種文學的名稱了。①馮雪峰的和解宣告，

①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　550　頁。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　333—334　頁。

① 蘇汶編：《文藝自由論辯集》，第　287　頁。

在這場客客氣氣的辯論的末尾顯然滿足了兩位挑戰者——他們後來認為，他

們的戰鬥取得了勝利，左聯被迫承認有一定的失誤，並且降低了意識形態方

面的刺耳的調門。②但是論力量和影響，“第三種人”顯然不是左聯的對手。

胡秋原與蘇汶都不是多產作家，此後不久他們就從文壇銷聲匿跡了。

１９３２　年以後，左聯在意識形態上的支配地位沒有遇到重大挑戰。有相當

數量的文人環繞在林語堂的三種流行的雜誌周圍——《論語》、《人間世》

和《宇宙風》，而且有意“不談政治”，強調幽默和諷刺，當然他們對左聯

在意識形態上的權威不構成威脅。魯迅對他們的攻擊是有節制的，也許由於

他對“分道揚鑣的兄弟”周作人，甚至對往日的友人和以前的僱主林語堂心

腸有點軟。其他非左聯的作家，如《現代》雜誌派保持中立的立場，雖然他

們仍接受左派的稿件和建議。接著發生的關於“大眾語”和“國防文學”的

論爭，基本上是從左翼陣線內部發生的，而且後者幾乎以意識形態上的統一

而告終。

關於“大眾話”和“拉丁化”的論爭

“大眾話”或者“大眾語”的問題，首先是　３０　年代最傑出的左翼理論家

瞿秋白於　１９３２　年提出的。③瞿對於語言的關心，與他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的信

念是分不開的；由於無產階級文學是為大眾的文學，瞿順理成章地認為它必

須為大眾所理解。按照瞿的觀點，新文學中所用的“五四”式白話，已經成

為充滿外國名詞、歐化句法、日文片語和文言殘餘為特徵的新的上流社會用

語。簡言之，它是一種被脫離大眾的城市知識分子壟斷的語言。瞿因此號召

進行一場新的“文學革命”，這次由正在崛起的無產階級領導，對準三個靶

子，即殘留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話（瞿稱之為新文言）以及傳統的民間

小說之中的舊白話。從這次二次革命中出現的，會是一種反映民眾活語言的

新的大眾話。瞿憑著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偏好，自然地將這種新的大眾語言的

原型想象為一種“普通話”的集合體，很像那些來自中國各地，並設法在現

代工廠裡相互交往的城市工人所講的語言。①

茅盾針對瞿的想法寫了一篇批評文章。他指出城市工人的語言並不一

致，例如，上海大眾的語言自然是以上海方言為基礎的，其他城市裡的“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