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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的作家，無論多麼同情革命，不能只按左聯理論家們的指

令去寫作。在蘇汶看來，文學不只是一種政治武器，儘管他承認需要這樣的

武器。蘇汶宣告說，“我當然不反對文學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對因這政

治目的而犧牲真實”。一個作家必須誠實地反映他看到的生活。“我們要求

真實的文學，更甚於那種只在目前對某種政治目的有利的文學”。②於是，蘇

汶爭辯說，在國民黨對文學的壓制與左聯對文學的指令之間，多數作家幾乎

不由自主地淪為“第三種人”。

在左聯的反駁中，最有說服力的論證是由瞿秋白提出的。他（用筆名易

嘉）在一篇長文中，批評胡秋原與蘇汶沒有認識到文學的階級基礎這一馬克

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依照瞿的判斷，胡秋原過分強調了文學作為形象的美學

探索與生活的消極反映的功能。他認為胡的弱點源出於普列漢諾夫。後者曾

因其“唯心論”傾向在蘇聯遭到批判。在瞿看來，文學創作決不能脫離作者

的社會經濟背景，而且必須發揮其政治功能。對身臨殊死鬥爭的中國無產階

級來說，文學只能是反抗壓迫者的武器。瞿斷言說，“當無產階級公開地要

求文藝的鬥爭工具的時候，誰要出來大叫‘勿侵略文藝’，誰就無意之中做

了偽善的資產階級的藝術至上派的‘留聲機’”。①在階級鬥爭的時期裡，不

可能有“中間地帶”。

① 沃隆斯基（Aleksandr　Konstantinovich　Voronsky，1884—1943　年），俄羅斯文學評論家、作家——譯者。

① 蘇汶編：《文藝自由論辯集》，第　20　頁。關於胡秋原重申本人論辯要點，見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

話》，第　539—564　頁。

② 蘇汶編：《文藝自由論辯集》，第　189—191　頁。

① 蘇汶編：《文藝自由論辯集》，第　85　頁。

當肯定階級決定論和投入鬥爭的必要性時，無論魯迅還是瞿秋白都沒有

打算把左聯說成一貫正確。他們坦率地承認在左聯的少數成員中間，尤其是

錢杏■，幼稚的左派觀點和機械論的解釋是愚蠢的。但是瞿申辯說，儘管他

們有缺點，這些充滿激情的成員是真誠地朝著革命理論和實踐摸索前進的。

而胡與蘇則相反，他們無視政治現實，只是騎牆觀望。

與指向其他論敵的猛烈反擊相比，這是溫和的回答。這種“軟”姿態應

當如何解釋呢？在常常是連篇累牘的交換理論差異點的文章背後，也許可以

找到線索。胡秋原和蘇汶兩人顯然不屬任何文學或政治團體的論述，提出了

中國左翼文學中兩個重要的新問題（雖然胡顯然熟悉它們在蘇聯的先例），

即“黨性”原則或黨對文學的指導原則，以及“同路人”——那些同情左派

事業，但未加入左聯或中共的作家們的問題。這兩個問題被左聯自身功能的

定義混合了。

一方面，左聯的建立意味著為革命文學提供一個統一的方向。因為它的

領導層主要由共產黨員構成，這就為黨對文學的支配和控制鋪平了道路。然

而，３０　年代初的中共在組織上軟弱，而且為派系鬥爭所困擾；它無法推行某

種始終如一的黨性。另一方面，左聯是為左翼作家及其同情者提供一個廣泛

的陣線而創立的。這樣，從黨的活動立場看，左聯是一個吸引“同路人”的

陣線組織，吸引那些既非國民黨的追隨者，也非共產黨的追隨者的“第三種

人”作家；但無論如何，他們同情“無產階級文學”甚於“民族主義文學”。

無論胡秋原還是蘇汶，同以前的魯迅一樣，都可以羅致為同路人。而且據胡

說，確實有人試圖引誘他加入左翼陣營。①

看瞿秋白和馮雪峰（用筆名洛揚和何丹林）在這場論爭的總結性文章中

（這些文章顯然代表左聯多數成員的意見）如何解決這兩個論點，是饒有趣

味的。瞿在文章裡提到的黨性原則，是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