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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他們“敗”在魯迅面前被當作左聯的一大勝利。

“民族主義文學”問題

與新月社的自由主義批評家們相比，左聯建立僅三個月後，出現於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倡導者們，王平陵、黃震遐等，在意識形態

和組織力量方面都要軟弱一些。顯然，是一夥與國民黨有緊密聯絡的文人，

作為一種反左聯的手段而策劃的。但是他們的口號帶有泰納①的“民族、環境

和時間”理論的味道，這些口號十分模糊，因為它倡導一種反映“民族精神

和意識”的文學來代替左派的階級觀點。來自臺灣的學者承認，這個派別對

左派的批評主要是人身攻擊，而且它的成員沒有一位在文壇上博得聲望或尊

敬。②他們的創作甚至比左派還要少。但是這個派別的主要弱點，在於他們的

親國民黨立場，與文學界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馳。３０　年代早期，一個

有良心的文人去作政府的傳聲筒，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族主義文學”

的提倡者們，自其開始之時起就註定要失敗。但是這場小小的論爭，恰好誘

發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引人入勝的一場大論戰——文學上關於“自由人”

或“第三種人”的爭端。

“自由人”以及“第三種人”問題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一位年輕的學者胡秋原，發表了一篇抨擊“民族主義文學”

的文章。他的中心論點之一，是文學決不應墮落為政治的“留聲機”。胡的

論斷恰恰觸動了左派立場的核心，而且立刻被認作是對左聯的攻擊。胡與左

聯的主要理論家之間，旋即發生了一系列的論爭。

① 《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　1　卷，第　394　頁。

① 泰納（H。A。Taine，1828—1893　年），19　世紀法國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是一個有名的思想家、文藝評

論家及歷史學家——譯者。

②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　513—515　頁。又見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第　61　頁。

胡秋原曾留學日本，在那裡學得相當多的馬克思主義知識，而且撰寫了

一本大部頭的關於普列漢諾夫及其文藝理論的書，於　１９３２　年出版。左聯的作

家們大概不瞭解胡的背景，而將其觀點作為新月派自由主義的又一變種來對

待。令他們吃驚的是，胡證明自己是一個自由派馬克思主義者，他對馬克思

主義學說的掌握超過他的左聯論敵。胡根據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沃隆斯

基①以及其他蘇聯理論家的著作論證說，儘管文學有階級基礎，但不能讓文學

創作服從於在馬克思主義經濟或政治論述中找到的同樣規律。在胡看來，文

學是透過美學的角度來反映生活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的。針對那些左派論敵，

尤其是錢杏■和太陽社其他成員的機械觀點，胡秋原強烈地做出了反應；他

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引述了一連串的根據，來顯示文學批評的功能是

“客觀地”理解文學，而不是對文學創作指手劃腳。換句話說，文學有其自

身的價值，它能有益於革命，特別是好的文學（從而胡承認可能有好的無產

階級文學）。但他覺得，文學創作決不能被當作政治“之下”的某種東西。

依照胡的意思，作為一個“自由人”並不一定意味反馬克思主義，或者如梁

實秋所想象的那樣，與政治無關；它僅僅指多少有些書卷氣的學者的“一種

態度”。這樣的人以十分嚴肅的態度來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反對那種“遵

照現行政策或者黨的領導的迫切需要來判斷一切”①的傾向。

胡秋原對左聯壟斷左翼文學的指責，在　１９３２　年得到對左翼事業不無同情

的蘇汶（戴克崇）的共鳴；他對政治需要過分“侵略”文學表達了類似的關

注。依照蘇汶的原意，“第三種人”指被馬克思主義的兩種倡導者——胡秋

原的“自由人”與“不自由的、有黨派的”左聯——在中間或者拋在後面的

那些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