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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額，自

行削減了佃戶申報的損失總數。引起佃農不滿的另一個原因與用實物摺合現

金交租有關：恰在地租被固定前，蘇州一擔稻穀的價格從　８　元跌至　７．５　元，

結果佃戶們被迫多交　１／１６　的稻穀，而表面上地租並未改變。引起佃戶們憤怒

的第三個原因是度量衡的改變（一老擔如今等於　１．６　新擔），這引起佃戶們

誤解，他們誤認為增加了地租。

風潮始於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當時在歉收最為嚴重的一些村和區，官員們開

始試圖收租和逮捕欠租的佃戶。在要求減租的請願失敗後，數千名農民要求

釋放被捕的佃戶，包圍並搗毀了當地的警察所（警察開槍打傷了幾名示威

者），還焚燒催甲的住宅。在　１９３６　年的頭幾個月中，衝突和糾紛（持續的時

間都沒有超過　２　天）再次在吳縣（蘇州的縣）①的幾個區發生。其中最為嚴重

的一次發生在　４　月底，在官員們試圖沒收種子來抵地租幾天之後。這些造成

雙方都有死亡的事件的結果是，縣長試圖恢復平靜，宣佈延遲交租並作了有

限的讓步：在最嚴重的歉收地區減租　２０％，取消對未及時交租的佃戶的罰款

等。但是，農民同警察的衝突，仍持續至　５　月和　６　月。②

蘇州這些風潮的第一個特徵是缺乏準備。反抗者似乎沒有戰略，反抗形

① 關於蘇州的催甲，見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證研究》，《東方 及非洲研究學院學報》，

第　29　卷第　3　期（1966　年　10　月），第　569、587—589　頁； 和弗蘭克？A。洛耶夫斯基：《蘇州租棧：晚清

的佃租管理》，《清史問題》，第 4　卷第 3　期（1980　年 6　月），第　44—45　頁。但是特別提一下，受到蘇

州農民 責難的催甲勒索事件在南京　10　年時期比在清末更時常發生；而且，村松祐次 及後來洛耶夫斯基所

研究的催甲是地主租棧的僱員，在南京　10　年時期不一定 是這種情況。

① 按民國政區建制，蘇州府已廢，不應夾註“蘇州的縣”——譯者。

② 見洪瑞堅：《蘇州抗租風潮的前因後果》，《地政月刊》，第 4　卷第　10　期（1936　年 10　月），第　1547—1562

頁；《蘇州的農潮》，《中國農村》，第　2　卷第　6　期（1936 年 6　月），第 6　—　8　頁；《晨報》，1935　年　12

月 29　日，引自《中國近代農業史資 料》，第　3　輯，第　1020　頁。關於　1934　年　10　月風潮，當時佃農放火

燒燬催甲所有 的房屋　40　多所，見吳大琨：《最近蘇州的農民鬧荒風潮》，《東方雜誌》，第　32　卷 第　2

期（1935　年　1　月　16　日），第　83—84　頁。

式（始終是抗議，請願和宣傳與暴力衝突交替進行）也沒有任何可識別的進

程。確實，我們在這裡所瞭解到的，只是一次次的爆發蔓延開去，並具有明

顯的季節性（在收租時節，然後是播種時節）。第二個特徵是，一次次爆發

的怒潮，是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偶然事件引起的：“災害”（歉收）或地主

拒絕無條件接受災情申報，當地的糧食價格下跌以及度量衡制改變。在租佃

的原則方面並無異議，只是反對突然改變現狀。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特徵

是，在佃戶與地主之間的這次衝突中，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抗稅風潮一樣，人

們攻擊了官員或其下屬和公共建築。村長或保甲長和當地的公安局，和催甲

一樣，是暴力行為最經常的目標——遠超過地主本身，而這些地主並不都是

非在鄉地主。佃戶們對士兵下鄉催租感到憤怒。軍隊的干預是地主們求助、

抱怨、有時是要挾（“如果我們收不到租子，我們就交不了稅”）的結果。

但是，剝削者與當局之間的勾結在佃戶中所激起的憤怒幾乎完全轉向了後

者。於是，抗租騷動——被認為是典型的社會性反抗——更多指向當局，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