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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名流也參政，雖然也有勢力，但一般是非正式的。

這樣，來自上面的壓力，又加上了來自下面的要求，它們的目的是要改

造中國的地方政治體制。大部分中國近代的政治結構的特徵，都產生於這兩

種力量的相互作用。哪一種將最後佔上風？中國的地方政治是否會因此而變

得更有參與性，或者，這個官僚政治的國家是否會比以前更成功、更細緻和

更嚴厲地控制中國社會？

社會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早在現代部門成為　１９　世紀末期重要的力量以前，晚清社會名流的積極參

與精神，就已從社會及經濟的內部條件中產生了。政府谷物貢賦體制的弊政，

引發　１９　世紀　２０　年代下層士紳的抗拒運動，他們以特別聯盟的形式向北京提

出上訴；聯盟有章程、執事人及非官方的集資，堪稱完善。聯盟從未得到官

方的認可，成員也容易受到指控。在太平天國叛敵期間，地主名流捲入類似

的團體，但這次採取官方支援的地方團練形式。團練具有社會名流積極參與

的傳統特徵，但它在職能上並不是嚴格專門化的。同一地方領導層可以使用

團練於各種用途，如教育和慈善救濟工作，很像宗族團體可使用其財源於各

種各樣的需要。政府在叛亂年代依靠地方名流的領導，形成了一種新的模式，

即他們帶頭組織團體和籌款，可以得到官方的保護並取得合法地位。

到　１８　世紀後期，水道管理已經成為地方管理人才的一個重要的用武之

地。例如，在上海縣，地方名流負責疏浚河道，並向地主和商人徵集款項。

這種辦法超出了特定的社群自願捐助的原則，主事人具有紳董之類的準官

銜，以表示他們在官府邊緣的地位。這種辦法稱為“官督商辦”，這是一種

彌補縣級官府統治薄弱的混合制度。①

社會名流的積極參與和官方的支援相結合，也表現在慈善救濟方面。例

如，江蘇嘉定縣以下的行政機構，即由救濟站的網狀組織發展而來。３１　個這

樣的施粥廠原建於　１８０５　年，以救濟饑荒。在整個　１９　世紀中，施粥廠的董事

逐漸成為在地方行政中輔助知縣的近乎常任的官吏。在他們之下輪換任職的

是村長。隨著集鎮網路的交錯發展和市場地域的分化，地方行政區劃也相應

改變。市場社群的政治功能從而正規化，而由地方名流充任準官吏性質的管

理人員。在這些富庶的商業化地區，地方名流的管理功能已漸超越非正式的

調解和特定的社群服務工作——而我們的“士紳社會”的概念常常就是與這

兩點聯絡在一起的。②

城市化使古老簡陋的城市服務過時；城市士紳和商人也發現他們自己正

在取得一種新的綜合性的行政管理身分。１９　世紀後期，士紳管理的善堂和商

業公會，正在負起一般城市服務的責任。這是利用傳統的社會事業機構發揮

新的作用。到　１９　世紀後期，也就是說，在現代型商會出現之前，地方官府授

權傳統城市組織擔負起市政的某些職能。此外，綜合職能模式是由專門職能

模式發展來的，而不是相反；救火會擔負慈善和民團工作；善堂擔負民團、

救火、街道清掃和道路保養。當然，做所有這類工作，都是為了給商業和士

紳宅院創造一個有益的、安全的環境，深合老式計程車紳服務的精神。這些社

團的準政府權力，包括徵收商業稅款。隨著這類社會事業機構在　２０　世紀頭十

年的發展，它們的職權也擴大了。上海市政工程局議董在　１９０５　年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