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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改變。我們不認為未來的“解放區”的居民是比其

他地方居民遭受剝削更為嚴重的受害者，目的在於反駁過分簡單化的社會－

地理決定論。但是，應當明確的是，在中國各地都有足夠的貧困和壓迫，不

滿和疏遠，使共產黨的組織者們一開始就有把握能找到許多農民接受他們的

宣傳（即使沒有達到冒險支援他們的程度，因為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最後會有許多農民充分了解他們所從事的工作而冒險行事，甚至作出終

極的犧牲。他們在為革命服務中，做出了許多無價的英雄之舉，但本章主要

注意的是農民的利己主義而不是利他主義。當然，他們不一定是同一些農民，

然而只要有適宜環境，英雄主義的種子在任何地方都會開花，即使在一般認

為專心於腳踏實地的打算和斤斤計較的村民們中也是如此。不僅是共產黨人

的宣傳，也是他們的政策和榜樣，鼓舞了少數（但已可說是許多）農民超越

自我和犧牲自己，這決非偶然。一種非常特殊的聯絡已逐漸在共產黨人和農

民之間建立起來。在國民黨人與農民之間沒有發生這種情況。但是，從下述

事實得出了嚴重的兩可的解釋：儘管共產黨上層對農民處境的關心是真誠

的，並決心改善他們的處境，但他們把動員農民和盼望解放當作為一個目的

服務的手段，這些農民對這一目的——國家的獨立，權力和威力——興趣卻

要小得多。共產黨的上層一旦贏得了權力，就以一種新的形式繼續運用農民

階級所體現的工具：他們為了推翻舊政權曾成功地加以調動的蘊藏著不滿情

緒的巨大貯存庫以後變成一個人力資源的巨大貯存庫，他們為了使一個農業

國工業化試圖加以調動它，但遠不夠成功。如果種地的人與掌權的革命家之

間的關係變得很不和諧，那是因為，除別的因素之外，農民的解放不是，也

從來不曾是中國革命的基本目的。

爾夫，《20　世紀的農民戰爭》，第　292　頁。我本人要 用“造反者”一詞代替“革命者”。

② 喬爾？S。米格代爾：《農民、政治和革命》，第　5　章。

③ 由於缺乏整章論述，可參看費維愷（本書上卷第　1　章《農業》一節）和馬若 孟（本卷第　5　章《農業危機》

一節）說明的情況和不一致的解釋。

① 用　R。H。託尼的話說：“沒頸”（R。H。託尼；《中國的土地與勞動》，第　77 頁）。

第　７　章 地方政府的發展

從最早時期開始，中國政治制度的質量，大體上被認為並不比最低層政

府的質量好。晚清政治的理論繼承了一個長期以來的爭論，即現存官僚政治

制度對地方社會的影響的利和弊。各縣若由本地人，而不是由中央選派的外

地人管理，其得失將如何？讓地方人士參與政治，官僚政治的國家要承受多

大風險？　１８６０　年以後國家現代化的需要，又把這些老問題以尖銳的形式提

了出來。如果國家的強盛需要動員民眾的力量，透過什麼樣的地方上渠道才

能最好地得到這種力量？如果國家需要更多的錢，透過什麼樣的地方機構才

能最順利地得到錢？在　２０　世紀，軍事現代化、擴大的和西化的學校系統、新

型的警察力量，所在這一切都需要國家設法更好地控制地方社會，並從中汲

取更多的財源。

就在國家被迫以新的和更有效的方式滲透進地方社會的時候，民眾運動

的各種思想也把注意力投向地方政府。民族主義是巨大的動員力量，因為中

國的命運越來越被看作是每個人的事，新的群體要求過問政治。這些群體主

要是那些正在現代化的城市裡的商業階級和新式學校的畢業生，但也包括內

地的一些地主和有科舉功名的人士。立憲政府需要一種自下而上的政治發展

模式，合法的國民議會成立以前，必須調查和確認選民資格的合法性。建立

一些地方名流能正規地參與政治的機構，確實背離了清代的舊體制；在舊體

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