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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閔鬥基：《清代封建論之近代變形》，見《中國近代史研究》，第　228—273　頁。 孔斐力：《民國統治

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動員問題》，載魏菲德和卡 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衝突與控制》，

第　272—276　頁。

① 孔斐力：《晚清關於政體的種種見解》，《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　4　集　（1979—1980　年），第　10—16

頁。

措施。這要透過在天津府屬各縣實行代議制去做到。新的警察局首先在天津

縣示範，進行居民普查，作為制定選民名單的基礎。天津縣議事會在　１９０７

年選舉產生，成為清政府建立名流代議機構的樣板；清政府認為，這種代議

機構在對待地方自治許可權範圍的問題上，應恪守基本保守的觀點。在採取這

一步驟走向以名流為基礎的立憲制度的同時，袁世凱開始把新式警察系統擴

展至直隸的其他地區，從而把地方治安系統牢固地置於官府的控制下，加強

了知縣的權力。②

義和團事件以後列強撤出，華北地區處於無政府狀態，袁世凱以名流為

基礎的民主制和官府控制結合起來的試驗，可看成是他對所接管的這一混亂

局面作出的反應。在日本人的影響下，較為嚴厲的政府控制，將會在地方名

流的合作下建立起來。

這種觀點也體現在清廷自己對地方行政的看法上，１９０８　年頒佈的法令授

權逐步設定地方諮議局作為全國立憲制度的基礎。朝廷認為地方自治只是傳

統的紳－官關係的延伸；在自治中，地方名流能夠做那些縣政府不能執行的工

作：主要是在教育、公共救濟和公共工程等固有士紳管理領域內。在官府密

切監督下，自治團體在地方政府中起純粹的補充作用。當然，這裡沒有我們

先前在維新派分子的著作中見到的動員民眾的熱切呼喚。①中國地方政府的改

革將在以後的　３０　年中搖擺於這兩種概念之間：追求動員和追求控制。

議事會和“新政”

政府支援的憲政，儘管有種種侷限性，但對地方政治的衝擊還是巨大的。

一旦清廷本身開始承擔起有限的制度改革，建立合法的機構加以實施，地方

名流固有的積極精神便大規模地發揚出來，這正是國家機構壓倒之勢的威信

的標誌。庚子義和團運動帶來的羞辱震撼了全國，導致朝廷支援的措施出臺，

從而開創了地方名流參政的許多渠道。其中首要的是　１９０１—１９０５　年的教育改

革，首先是授權創立一套仿照日本的新式學校體制，採用西式課程。當　１９０５

年傳統的科舉考試製度廢除，新式學校成為社會流動的標準渠道的時候，隨

之而來的是名流大量參與新體制的管理。地方政府經費與人員的不足，使得

新式學校系統主要成為地方名流的事業。１９０６　年根據敕令在各縣設立“勸學

所”通常安排地方名流任董事，他們立即埋頭於全縣範圍的基金籌集和管理

工作。正如教育是為了地方的文人學士，官方新委辦的商業公所是為了商人

和廠主。和新的學校系統一樣，商業公所是一種非官方負責的系統，名流活

動家可藉以在公共事務中發揮作用。①

然而，採取市議事會和縣議事會形式的地方自治，是縣名流進入政界的

最重要的渠道。它的機構的聲望接近於官府，引人注目，而它介入政府事務

的能力，似乎就是對地方精英議程上的一些長期忌諱的問題發言。其中一個

① 地方誌中有很多資料談到地方名流進入縣教育系統的情況。例如，見《完縣新志》，1933　年版，第　3　卷，

第　8　—　9　頁，第　4　卷，第　37　頁以下。另見路康樂：《中國的共和革命：廣東個案，1895—1913　年》，特別

是第　4　章。關於直隸，見理查德？A。奧布：《晚清時的直隸書院及其他學堂：制度調查》，載柯文和石約

翰編：《19　世紀中國之改革》，第　231—240　頁。

① 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