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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縣　２０　多年的成功之後，晏陽初選擇該縣作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

鄉村試點所在地是適當的。晏陽初是個受過美國教育的基督教徒，自　１９２２

① 《翟城村志》，第　44—47　頁。甘博：《定縣：一個華北農村社群》，第　146—165　頁。查爾斯？海福德：

《中國的鄉村建設：晏陽初與平民教育運動》（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73　年）。

② 米迪剛：《餘之中國社會改良主義》，轉載於《翟城村志》，第　314—328　頁。

① 艾愷：《最後一位儒家學者》，第　145—147　頁，有關於村治派的可信的介紹。

年以後便在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很活躍。１９２６　年，定縣被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選為其全國事業的中心；１９３０　年，晏陽初本人從北平遷至定縣。該會生氣勃

勃的識字教育以及晏陽初的國際聯絡，使翟城和定縣成為吸引中外研究鄉村

社會的人員的地方。定縣的工作主要是在一個擁有約　６０　個村莊和集市鎮的

“實驗區”。截至　１９３２　年，在定縣開辦的　４４０　所“平民學校”中，該會直接

管理的僅為　２０　所（其餘的是縣政府開辦的，或純粹是地方創辦的）。②

晏陽初對中國鄉村的觀點，集中在發展鄉村人的潛力，而不是改造鄉村

的組織。在國際權力鬥爭中，文盲是令人絕望的不利因素，因為“盲人怎能

與有正常視力的人競爭呢？”教育要超出識字範圍，救治中國的愚昧、貧窮、

體弱及缺乏公共精神四大病患。平民學校的計劃，因此把實際訓練與社會道

德課和公民課結合起來。雖然該會對社會不公正的具體問題沒有直接批判，

它的言詞的論調是平民主義的。最文明的國家是為培養傑出人物興辦教育，

訓練資產階級的子弟；該會的宗旨則是為“廢除階級教育”而辦教育。其含

意是，國家的強盛、民主和經濟進步，有賴於公眾意識的轉變。這一任務只

有透過教育，並從社會的底層向上發展才能辦到。這樣，晏陽初的計劃與定

縣原先計程車紳式的事業精神並無矛盾；並且和米氏家族一樣，晏陽初的工作

也得到官府的贊助和保護①

平民主義和官府贊助的結合，也能從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業中看到。

陶行知是作為約翰？杜威的再傳弟子投身於鄉村事業的。他於　１９１５　年到　１９１７

年在哥倫比亞師範學院學習杜威教育理論，為之傾倒，這正好與他具有的對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信仰吻合。杜威反對“旁觀者”的知識論，王陽明堅持正

確的思想與正確的行動同時產生，而不是這一種來自另一種，兩者共同給陶

行知愛行動的天性以推動力。在　２０　年代初期，陶行知就深信，不僅學校範圍

的教育不能普及到中國民眾，而且西方的教育方式也基本上不適於解決中國

的鄉村問題。陶行知在積極參與以城市為基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工作

之後，於　１９２７　年同時放棄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方向，在南京郊外的

一個村莊開辦了一所師範學校。這所設在曉莊的學校，力圖透過使年輕的未

來教師深入農民生活來改造他們。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成為有所作為的鄉村

中小學教師。陶行知以學校作為鄉村社會原動力的觀點，與翟城鄉紳改良派

的思想相去並不甚遠。未來的教師作為積極行動者，活躍於生活的各個方面，

包括改造倫理，改進農業和組織地方治安。自衛團在當地　２４０　個村莊中組織

起來，農民受到基本軍事技術訓練。和晏陽初不同，陶行知是不會臉紅的鄉

土主義者：西方既不是中國改革靈感的可靠源泉，也並不特別吸引人。

陶行知與政治當局的關係是矛盾的，他的鄉村實驗終於不能獲得任何當

權者的有效保護。陶行知和馮玉祥之間有一種隱秘的關係，這位“基督徒將

軍”是蔣介石的對手，欽佩並可能幫助曉莊學校的事業。蔣介石本人曾短暫

地對曉莊學校的進展感興趣，但在　１９３０　年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