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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縣在地方籌款用於省或國家的專案。有了這個可靠的收稅基礎，縣應該能

實施真正的地方自治制度，縣議會也就能擁有一些可供調撥的經費。縣議會

由鎮和鄉的代表組成，而鎮鄉代表不外乎從保甲單位產生，而今保甲則被宣

布為既是“自衛”，也是“自治”的單位。雖然在戰時沒有希望適當地檢驗

這個制度，但它卻表明，蔣介石很清楚地方政府效能不斷下降及其未能博得

民眾的支援。①

① 錢端升：《民國政制史》，第　526　頁以下。

② 蔡武雄：《江蘇省的黨政關係，1927—1932　年》，《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 1　集（1975—1976　年），

第　85—118　頁。

① 錢端升：《民國政制史》，第　176　頁以下。

鄉村建設運動

在政府盡其所能利用　２０　世紀的觀念努力控制中國鄉村的同時，一些中國

的知識分子也以不同方式從事鄉村工作。１９２７　年風行一時的“農民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並不是新東西，鄉村進步是晚清維新派關心的一個焦點。

新的因素是某些城市知識分子強烈關注鄉村發展。這些知識分子大多受過西

式教育，但對中國鄉村生活卻沒有多少親身體驗。他們研究鄉村問題的方法

包括一些政治實驗，但是更為典型的是以鄉村的教育工作為目標。在這個意

義上，“鄉村建設”也具有自由主義的信念，即認為政治制度的變革若不是

建立在思想意識變革的基礎上，就毫無意義。鄉村建設派也往往認為，在農

民學會了解決他們可怕的經濟問題以前，鄉村生活的政治結構決不會是健全

的。

鄉村建設和幾個基本概念有聯絡。“建設”實際上看起來近似於我們的

“發展”概念，可以認為是傳統中國政府的舊“公共工程”陳例的一種現代

化延伸。與此有關聯的是“調查”和“實驗”的概念；“調查”講的是有關

城市知識分子透過實地觀察，接觸鄉村情況的越來越流行的做法（《東方雜

志》１９２７　年　８　月號全部篇幅刊載這類鄉村調查報告），“實驗”包括教育及

農業推廣工作的實地專案，其中有些蜚聲於國內外；“示範”大概是對這些

專案的更為適合的說法，因為它們是打算用來作為全國仿效的樣板的。

名流連續不斷地關心鄉村問題，可以在河北定縣的歷史中看到，定縣是

這類最有名的示範點之一。在　１９００　年以後的“新政”改革熱情中，翟城鎮的

一個望族力圖透過教育，改造地方社會——談不上是鄉村名流的新活動，而

是受到愛國心和對通常的新儒家觀點徹底懷疑的推動。翟城改革的創始人米

鑑三認為，孔孟之道由於過分強調自我修養，對實際管理強調不足而受到歪

曲。他重新闡述清代初期的某些批判，發現隱藏在朱熹的四書集註——科舉

考試的準則中的佛教影響。米鑑三本人鄉試不中，遂不許兒子米迪剛參加科

舉考試，一家人在家鄉致力於經世之學。①

１９０２—１９０３　年，米鑑三應知縣之請，在定縣創立新式學校體系。這一體

系超出標準學校模式之外，著重民眾識字和公民教育。在　１９０８　年後宣傳地方

自治運動時，米家自然起了主導作用。翟城不久成為地方改良的有力樣板，

重點在於教育、社會習俗（禁吸鴉片，禁止纏足）以及地方治安。米鑑三的

兒子米迪剛留學日本回國後，把加強鄉村機構看作是全國復興的基礎。村級

社群的機構（特別在強迫教育和農業信貸方面）足以形成一個鄉村社會的新

的基礎。②從　１９２４　年開始，米迪剛與山東改良派王鴻一合作，在北京成立一

個非正式的會社以推行他們的想法。這個“村治派”終於引起梁漱溟的注意，

梁漱溟接著成為儒家思想導向的鄉村建設派的最有影響的人物。（我們已經

看到，米家思想已被閻錫山接收過去作為山西“村治制度”的理論基礎。）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