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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該校，可能是因為他認為

該校有社會方面激進的可能性。①

梁漱溟在山東的鄉村建設實驗，至少得到政治當局的暫時保護，他的實

驗依靠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義。在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以前是馮玉祥

② 孔雪雄：《中國今日之農村運動》，第　112　頁。

① 同上書，第　67—69　頁。晏陽初的主要外國援助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

① 見最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文選》；也見載於陶行知：《行知書信集》的　320　封信。

手下的一位將軍）的頗大的授權之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於　１９３１　年在鄒平

縣開辦。不僅最終有許多縣被指定為該院指導下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到　１９３７

年超過　７０　個縣），而且有兩個縣的行政實際上交由該院管理。這樣的特殊授

權，在　１９３３　年被國民黨政府本身加以合法化。國民黨政府此舉顯然是既謀求

控制，也想從當時正在進行的各種鄉村建設專案中得利。梁漱溟是指導山東

專案的天才人物，是鄉村建設派的最明顯的鄉土主義者和社會激進分子。他

的激進主義是自覺地反西方的，並以儒家前提為基礎。中國必須開拓自己的

通向現代化之路。這條道路可能與接觸西方文化所滋長的個人主義和自私自

利全然無關，而是要利用中國文明所固有的集體主義的和無私的精神。

和陶行知在曉莊辦的學校（該校為梁漱溟所景仰）一樣，梁漱溟辦的研

究院也力圖訓練一種特殊型別的鄉村幹部：受過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農民

的窮困，並能與他們無隔閡地交往。這種型別的人與受過西方教育的晏陽初

截然不同。晏陽初的定縣實驗中心，無疑是不崇拜中國傳統方式的。梁漱溟

的幹部－學員主要來自富農或地主家庭，大概對農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適

應能力。在道德灌輸和個人自我修養的方式方面，儒家思想的影響非常顯著，

這顯示出這所學校日常工作的特點。

鄒平的地方組織也與梁漱溟的新傳統傾向一致。縣以下的行政區劃符合

以前存在的“自然”區域，以自然村和明顯的集市區域（鄉）為模式；廢棄

了南京政府法定的較大的、更屬人為的區和鄉。鄉和村級行政實體稱為“學

校”，與他們對農民進行教育和推動的途徑一致。鄒平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

進了民眾參與地方政治，至今不明。不過，鄉土主義者強調的重點至少是設

想鄉村習慣的改變會很慢，並且認為把外來的新制度，或強制的官僚政治的

形式，強加給農村社會將一事無成。梁漱溟認為，從下層開始的建設要求政

府透過教育和推動農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下去。他認為“過多的限制，

過多的主動‘幫助’”，只會有損於社會，實於事無補。民眾中如果沒有相

應的積極精神，政府機關忙碌而進取，影響所至，對民眾只能是額外的負擔。

①

一種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彭禹庭——曾任馮玉祥秘書——在豫西管理的地

方組織很有生氣。梁漱溟強調回到本土的價值觀和空想的地方自治主義，而

彭禹庭卻把他的組織建立在鄉村社會長期需要的自衛上。他的組織基本上是

個轉變為地方政府的民團網路。彭禹庭可能曾在馮玉祥司令部裡汲取了他的

某些鄉村建設思想，因為馮玉祥本人顯然對這一課題有過強烈的興趣（大概

還記得他是陶行知的親密朋友）。然而，彭禹庭對鄉村組織的態度卻建立在

更為傳統的基礎上：華北農村有活力的、古老的地方防衛傳統。按照地方聯

防協議把村莊聯絡起來，由下層鄉紳領導，是對地方匪患的自然反應，並且

根據情況表現出親政府或反政府的精神，這可說是它的特點。然而，儘管它

的地方主義色彩很濃，彭禹庭在鎮平縣的組織卻有其現代化的和愛國的一

面。彭禹庭透過馮玉祥與村治派聯絡起來。馮玉祥在　１９２９　年促成他與王鴻一

（梁漱溟的山東改良派朋友）和梁漱溟本人共同創辦河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