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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因素：以這樣的方式來理解國內與國外事務之間的聯絡，要求強硬的外交

政策只不過是重新調整國內社會和政治優先事項的運動的反映。

改革派的進攻採取要求國內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關係中推行新政

策。在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的瀋陽事件之前出現的陰謀、暗殺和武裝政變的企圖不是

偶然的。這是將結束商業、官僚和‘自由’知識分子統治的國內改造運動的

對外對應物。然而這並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業化前的過去。除少數幾個‘平

均地權論’的鼓吹者外，那些陰謀家和他們的支持者認識到經濟增長的需要。

事實上，他們的想法是利用滿洲的空間和資源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提高農

業產量以及普遍的福利。瀋陽事件前夕，在滿洲的　２３　萬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經

濟衰敗的象徵，也是日本經濟希望的象徵。在陰謀家們的眼裡，他們也體現

了國家領導層的失誤，後者似乎忽視了在滿洲的同胞們的利益。在本土的政

府似乎很滿足，不關心他們的處境，只想到國內的穩定和秩序是國際秩序的

前提。①

然而，當滿洲的日本人發現自己正在成為被喚醒的中國愛國主義的靶子

時，形勢變得更加嚴峻了。到　１９３１　年，滿洲的對外事務已被置於南京的控制

之下，東三省成立了新的運輸委員會，計劃建立一個統一的鐵路和電訊系統，

並在滿洲各省會建立了國民黨分部。①尤其明顯的是中國人熱心於建築自己的

鐵路來削弱南滿鐵路，開發葫蘆島港與大連抗衡，並透過拒絕延長租借地或

① 瀋陽事件即“九一八”事變——譯者。

① 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1931　年》。

① 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　11—12、19—20　頁。

阻止本國勞工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礦業和林業。在滿洲的高麗移民是

數量最多的在中國的“日本人”，他們在從事農活時遇到愈來愈多的困難。

正當間島的高麗農民為逃避日趨惡化的經濟狀況被迫遷越鴨綠江時，中國當

局禁止當地居民出賣或出租土地給外國人。

於是，中日在滿洲的衝突是一場正經歷嚴重經濟困難的工業國與決心恢

復並維護國家主權的農業為主的社會之間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國人襲擊在滿

洲的高麗農民而引發的直接對抗是象徵性的。高麗人是日本迅速工業化的受

害者，殖民政權使他們無家可歸，無地可種。在日本人看來，這些高麗人是

最無足輕重的一部分人，但他們在滿洲的狀況，卻受到日本當局的關注，因

為他們指望該地區能減輕國內的經濟困難。另一方面，在中國人眼中，為了

國家的重建和國內的穩定，防止外國進一步的蠶食是至為重要的。日本的經

濟困難是它自己的事，而解決這一困難不應以犧牲中國的主權為代價。中國

人也許會說：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滿洲企業的收入下降，幾萬名日本人失業，

南滿鐵路正經歷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但在中國人看來，這些是全球性衰退

的結果，不應責備中國的收復主權運動。然而日本人卻相信，如果沒有中國

對他們既得權利的攻擊，他們就不會這麼痛苦。日本的旅館、餐館、建築承

包商以及娛樂場所的營業額都在急劇下降，而且他們確信，這都是中國造成

的。只要日本採取有力行動並抵制中國的抗日運動，一切都會恢復正常，而

日本的權利也會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