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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要日本採取有力行動並抵制中國的抗日運動，一切都會恢復正常，而

日本的權利也會得到保障。

世界經濟危機就這樣為滿洲事件的爆發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對於被捲入

這一事件的日本人來說，滿洲不是中國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應是日、韓、

滿、漢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導下——共存共榮的一個區域。他們確信，

日本有必要的軍事力量、資金和技術，足以使這個地區變為經濟發達、安全

和穩定的樂土。引用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滿洲青年聯盟①發表在小冊子上的話說，在

日本的控制下，滿洲不僅會減輕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難，也會減輕中國“無

產大眾”的苦難。首先果斷的行動會給日本帶來光榮、威望和擴充套件，現在就

亟需採取這種行動，為人民提供目的意識和民族自豪感。

顯然，按照這種想法，國際性這種考慮就沒有多少餘地了。滿洲的關東

軍及其支持者把戰後國際體系等同於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

華盛頓會議條約的框架內，透過和平談判，安撫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解決棘

手的爭端。由於這些條約涉及與西方列強也有關係的問題，遵守華盛頓體系

曾使日本願意同這些強國合作以維持東亞的和平與穩定。因此，對外相幣原

喜重郎來說，中國不是日本面臨的最根本的問題。最關鍵的問題是日本的國

際主義外交：與美、英和其他先進工業國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執行這種

政策才能保證日本成功地進行工業化和和平地發展經濟。當然，作為市場和

原料基地，中國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關係本身不會是孤立的；它是國際

關係總體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為一強對這一體系承擔責任。

這樣在滿洲的對抗就成為全球發展的一部分，國際秩序與國內秩序之間

微妙而不穩定的平衡在全球發展中不斷遭到腐蝕。日本的“激進分子”和別

處的激進分子一樣，不願致力於維持國內和國際秩序。他們決心無視這一切

考慮，並大膽地實施他們自己的國內政治事務的計劃和作為這個事業一個不

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滿洲統治的計劃。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的瀋陽事件是第一

① 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　24　頁。

個決定性的步驟。

滿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軍國主義，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

滿洲事件由預謀的對瀋陽站北約　８　公里處的南滿鐵路的攻擊組成。按幾

天前詳細制訂的計劃，限定由關東軍軍官用炸藥破壞二到三英尺路軌。這次

爆炸用來作為鄰近各分遣隊行動的訊號。夜間　１１　時左右事變後僅　４０　分鐘，

關東軍高階參謀官板垣將軍釋出了向該地區中國軍隊進攻的命令。在旅順口

司令部的日本陸軍司令官本莊繁將軍近午夜時接到這些進展的報告並予以批

準。其實，幾天前他就與板垣和其他共謀者商議過，所以這個訊息不會使他

感到驚訝。無論如何，他決心抓住這個機會採取更廣泛的軍事行動，並於　９

月　１９　日打電報給參謀本部：關東軍“大膽行動並對全滿洲法律和秩序負責”

的時機已成熟。①儘管他沒有立刻行動，因為內閣和參謀本部起初對是否批准

關東軍野心勃勃的計劃猶豫不決，但是沒有多久，關東軍完成了一個又一個

軍事業績，幾周內南滿大部分已陷於日本控制之下。

滿洲事件對東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張的國內外政策明顯地是一次挑

戰。盲目批准滿洲的既成事實不僅會破壞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礎，而且也

會傷害其國內的政治結構。外相幣原清楚地瞭解這種挑戰的性質；他意識到，

除非大陸的軍事行動受到抑制，它會損害日本同美、英的關係。他相信，由

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這種關係現在變得比過去更重要。他還意識到，如果

讓軍官們的片面行為合法化，大陸的軍事行動還會引起國內的激進運動。不

幸的是，幣原的政界和軍界同僚幾乎都對保持國內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