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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儘管軍閥、國民黨反對派、共產黨人及其他人士繼續阻撓

蔣介石及其政權，但是應當指出，並沒有嚴格界線區分這些人是當權者還是

非當權者。蔣介石能達成臨時協議獲取一些潛在對手的合作，而不少曾為其

他政權工作的官員和將軍願意加入新政府。①

上述兩種因素——中國在國際經濟關係中相對的無足輕重與其國內日益

統一——提供了　１９３１　年後國家困擾的背景。在滿洲事件前夕，蔣介石的權

威，在經歷了來自某些軍閥和國民黨反對派的嚴重挑戰後，穩步擴大。在經

濟上，中國的財政比很多工業國家好得多。由於銀價下跌，貿易收入確實開

始下降。但是這有在短時期內增強工商業活力的效果。毫無疑問，沒有什麼

能敵得上正在影響工業強國間國際貨幣和貿易的混亂。中國肯定需要海外貸

款和投資，但可以預料，這場經濟危機將在長時期內使得從國外借款變得困

難。不過，中國可以指望重新獲得對外國企業的控制，並透過對關稅、國內

稅、貨幣以及管理系統的改革，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著手十分需要的建設項

目。由於所有這些原因，中國的領導、官員和政論家在本世紀第四個十年初

展望國際事務時，抱有樂觀和堅定的信念。

③ 查爾斯？梅爾：《改造資產階級的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十年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的穩定》；梅爾

文？P。萊弗勒：《難以捉摸的追求：美國謀求歐洲穩定和法國安全，1919—1933　年》；喬恩？雅各布森：

《有　20　世紀　20　年代的新國際史嗎？》，《美國曆史評論》，第　88　卷第　3　期（1983　年　6　月），第　617—645

頁。

④ 鶴見祐輔：《太平洋時代》。

① 易勞逸：《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　年》，第　1　章；詹姆斯？C。湯姆森：《當中

國面向西方之時》，第　1、2　章。

恰恰相反的感覺、期望和設想導致日本人採取侵略中國的行動。按日本

改革派——陸軍軍官、右翼反對派、某些知識分子以及通常對領導不滿的人

——的觀點，中國正變得越來越團結和強大，而日本卻在無望地摸索走出國

內困境的道路。有了這樣的感覺，瀋陽事件①的設計師們——石原莞爾、板垣

徵四郎等——得出的結論是簡單而直截了當的。他們應排斥國際主義作為國

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礎。他們也應摒除中國以足以威脅日本權利和利益的統一

強國出現的可能性。不論怎樣，國際主義似乎正在整個世界消失，而與此同

時，中國正在努力維護它的主權。如果日本要繼續作為一個能生存下去的國

家，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似乎就是大膽地將中國置於日本的徹底控制之下。

為建立對整個中國的統治是否有一個系統的計劃——一個在　１９４５　年後

審問戰犯時所說的“陰謀”——是難說的。的確，如果日本人——無論軍人

還是老百姓——沒有把國家的命運與某種程度的控制中國聯絡在一起，就不

會出現滿洲危機。這一過程開始於　１９　世紀末，而日本的幾代人逐漸認為這種

控制是必要的。然而這種支配勢力有許多因素。一個是軍事和戰略的，與日

本的實力與其他強國實力的對比有關。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重要，並不在於

它自己有權利成為一個軍事強國，而在於它可能成為日本面臨的潛在敵人，

特別是俄國的一個基地。第二個是地理和經濟的，反映了一個缺乏自然資源

和完全依賴外貿的國家的生存條件。很簡單，中國曾經是大豆、鐵、棉花和

其他貨物的主要供應者，同時還是佔日本出口總量　１／５　到　１／４　的市場。第三

個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日本人認為，作為一個曾成功地進行自我變革

並結束了西方支配的亞洲國家，日本有義務，甚至有權利，來領導其鄰國，

特別是中國，走向類似的變革道路。最後，也許比上述因素更為重要，是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