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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秩序之間的脆弱聯

系不感興趣。他們沒有從國際主義外交和議會政治的聯絡看待瀋陽事件，而

是傾向於在中日關係的雙邊框架內對它作出反應。由於關東軍嚴守其共謀的

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禮次郎在內的文官都傾向於把滿洲危機看作中國侵犯日

本權利的必然結果。幣原終於無力說服別人把保持日本與國際聯盟和華盛頓

會議列強之間的友好關係放在首要地位。１２　月若槻內閣辭職，結束了日本外

交政策的這一勢態。①日本人無視華盛頓條約的框架，並企圖代之以用武力和

透過雙邊談判來解決與中國的嚴重爭端，這就暴露了當國際合作準則不能為

其目的服務時，日本人準備拋棄這一準則。

接下來，擺在其他列強面前的問題是：繼續把日本看作國際社會的一員，

還是把它作為國際主義原則的一名冒瀆者而將其排斥在外。無論哪一種選擇

都會帶來風險。如果把日本繼續看作華盛頓條約的列強之一，其他列強為了

不疏遠日本，就不得不預設其在滿洲的行徑。否則其他列強就必須對日本施

加足夠的壓力，使其恢復理智並保持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強國。不管採用哪

種方法，這些強國都有必要正確運用規勸和強硬相結合的手段，以維護華盛

頓框架作為最佳選擇。在上述策略中存在這樣一種危險：過分規勸可能會使

日本大膽採取進一步侵略行動，而過分強硬又可能驅使日本放棄任何國際合

作的意向。另外一種選擇，即在國際社會中對日本進行懲罰，最好，將失掉

日本作為一個華盛頓強國；而最壞，則將對改變東亞事態程序幾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況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會在一起找出一條解決滿洲

危機的合理途徑和一個以延續的國際主義為基礎的解決辦法。起初美國和英

國確實試圖合作以便在國際框架內處理滿洲局勢，這是華盛頓會議體系的潛

① 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　41—45　頁。

① 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　47、 80—86　頁。

在力量的明證。美國在　１９３１　年末尤其極為活躍，人們有理由認為這是戰後美

國國際主義的最好時光。英國遠不如美國主動，但它的確還是同意美國的倡

議，儘管半途而廢。

美國對瀋陽事件的初始反應是將其國際化。考慮到曾制約戰後東亞外交

的概念框架，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應。然而總統赫伯特？Ｃ．胡佛、國務卿

亨利？Ｌ．史汀生和國務院裡他們的助手們在多大程度上贊同國際合作這一觀

點卻不那麼容易預測。在他們心目中無疑日本是錯的；如史汀生所敘述，關

東軍採取鹵莽的行動正在公然違抗華盛頓會議條約的秩序。因此，必須呼籲

日本政府譴責軍方的侵略行徑，並同意和平解決與中國的一切爭端。史汀生

在　９　月　１８　日後的三個月外交活動抱著這樣的目標。他果斷地與國際聯盟密切

合作，當時中國政府已向該組織提出申訴。美國再沒有如此主動地與國際組

織合作過。史汀生派了一名觀察員出席理事會，與國聯官員保持密切聯絡，

並主動促使國聯採取行動作為結束敵對行為的基礎。國際聯盟透過一項決

議，要求中日雙方停止進一步戰鬥並恢復戰前狀態，這與美國政府的願望是

一致的。１１　月，國聯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滿洲形勢並提出建議。

美國支援這一步驟，並任命法蘭克？麥科伊將軍作為該委員會的美方代表。

該委員會由英國的李頓勳爵領導。①

美國在滿洲危機時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沒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認

為勞而無功。當然，最終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軍事行動。但華

盛頓政府的主要目標是保持一個國際框架來解決地區性爭端。對政府內外的

國際主義團體來說，這裡是美國為國際主義而起作用的罕有機會，它強調先

進國家的責任，如外交家兼學者埃勒裡？Ｓ．斯托威爾　１９３１　年所寫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