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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地附加稅，是大多數抗稅風潮的根源，但也並非完全

如此：徵收燒酒稅、屠宰稅、鹽稅以及鴉片稅等等，也會引起反抗。我們只

限於討論最後提到的稅種。極高的鴉片稅率並不是造成有關騷亂的唯一原

因。時而強迫種植罌粟時而又禁止，也激起過農民與警察或軍隊的多次衝突。

種植罌粟不僅面臨政府政策的反覆，也面臨鎮壓的威脅。它還受氣候變

化的影響，①這使它比穀物更難侍弄，同時，它還要冒產品過剩和價格下跌的

市場風險。然而，種植罌粟卻又能提供厚利：中日戰爭爆發初，在貴州，同

一塊土地種罌粟的利潤是種小麥的　４—６　倍；而早幾年在雲南，一季罌粟的收

成可掙得種植罌粟的土地的價值的　１／４。②

罌粟稅是比例稅率。按官方說法，高稅率是為了抑制種植罌粟，甚至是

對於種植罌粟的制裁，這可從它的最普通的稅名看出：畝罰（每畝的罰金）。

有時，連續增稅——首先它是很嚴厲的——確使農民不敢種植罌粟，如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種植季節許多地方所發生的那樣。於是，為了刺激罌粟生產，

有關當局（碰巧是軍方）匆忙降低鴉片土地稅。③然而，在其餘時間裡，這種

“禁”煙稅確實達到了它的真正目的（與公開宣佈的相反），也就是擴大罌

粟種植。沒有其他作物能帶來足夠的利益，使高稅成為可行，而在許多地區，

無論農民是否種植罌粟，都徵收鴉片稅。④四川因其土地肥沃，有良好的灌溉

系統和眾多河流，特別適宜於生產和運輸鴉片，而對那些拒種罌粟的農民，

當局強徵一種“懶惰稅”。儘管懶惰稅被認為與種植罌粟者所納的稅款相等，

但實際上有時要高出一倍。①

許多農民為賦稅嚴苛所激——如果不說為其所迫——而擴大罌粟的種植

量，損害了糧食生產（造成多次區域性饑荒）；在此之前，他們首先為軍閥所

迫，也為財政上的原因，而種植罌粟。②國民政府忠實於孫逸仙的願望，並急

於在財政上削弱並控制半獨立的西南政權（這一地區是主要的鴉片生產地），

在多次努力失敗後，終於強制禁菸，同一些農民又被迫拔去他們的罌粟，鴉

片的生產和消費並非在一個晚上消失，但從　１９３４　年起，兩者都略有下降，盡

管省或地方當局都盡力避免放棄這筆收入。鴉片為敵對的四川軍閥提供軍

① 《收穫時潮溼多雨容易毀滅農作物》，戴　J。C。S。霍爾；《雲南地方派，1927—　1937　年》，第 109　頁。

② 同上書，第　105　頁；太平洋學會編：《農業中國》，第　119　頁。

③ 伍德海編：《中華年鑑，1928　年》，第　524　頁。

④ 甘肅事例（《中華年鑑， 1925　年》，第　579　頁），雲南事例（《中華年鑑，1926 年》，第　642　頁），

貴州事例（同上，第　637　頁），福建事例（同上，第　627 頁）。

① 《中華年鑑，1926　年》，第　620　頁和《中華年鑑，1925　年》，第　586　頁。

② 七個省（陝西、甘肅、四川、雲南、河南、湖北、福建）有直接抑制穀物生 產的事例，見《中華年鑑，

1921—1922　年》，第　791　頁；1925　年，第　575、578、 583　頁；《1926　年》，第　626、641—642　頁；1928

年，第　531　頁；1931　年，第 591、599—600　頁。

費，也是雲南和貴州兩者預算的最大收入來源。甚至幾乎沒有罌粟的廣西，

也對從雲南經廣西運往長江的鴉片抽稅。同樣，閻錫山統治下的山西省禁種

罌粟，卻從自陝西偷運過黃河的鴉片的違禁稅獲益。

禁種鴉片使罌粟種植者立刻陷入貧困，有時甚至傾家蕩產，他們的地價

一夜之間下跌。如果他們試圖繼續秘密種植這種作物，這是很難隱瞞的，他

們至少要冒重罰的風險，有時風險還要大得多。１９３２　年底，在江蘇最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