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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那樣大規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組織的“頭子”不同，中華民國的農民

和那些組織的一般風潮和動亂（也就是說除共產主義革命以外）的領導人似

乎沒有被宏觀的社會洞察力所激勵，也沒有對這一社會的組織基礎產生過疑

問。

農民騷動的狹隘性和自衛性是互補的。大多數農民風潮和動亂的目的是

為了保衛地方集團（它的組成往往是龐雜的多，單純的少）和維護其不穩定

的存在。這種保衛大體上與保護收成免遭搶劫或保衛自己免遭土匪襲擊並無

不同。假使當局常常缺乏效能，為了抵抗土匪，村民們（更確切地說，村裡

的地主們）被迫建立自衛團，或在面對大股土匪時，建立名副其實的連莊會．．．、

連村會．．．。自衛與騷動之間的聯絡，從廣東東部的紅旗會和烏旗會的情況（見

② 範長江：《飢餓線上的人》，《汗血月刊》，第　9　卷第　4　期（1937　年　7　月），第　125 頁。

③ 同上，第　131　頁。

④ 《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　1　卷，第　426　頁。

⑤ 陳登原：《中國田賦史》，第　17　頁和《東方雜誌》，第　31　卷第　14　期（1934　年 7　月　16　日），第　110　頁。

① 只提兩個事例，請回憶農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氣候狀況）和佃農風潮多的時 期的一致性（本章《佃農與

地主之間糾紛》節最後三條註文）；很像　18　世紀 新西班牙農業危機與農民運動的一致性（參看皮埃爾？維

拉爾：《拉丁美洲的 農民運動》，載第　13　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當代世界農民運動調查，總報 告》，

第　82—83　頁）。第二個事例：反抗軍隊的次數，在中日戰爭期間比　1937 年以前多得多（見前《與租稅無

關的騷亂及其型別》）。引起風潮的是當時的 問題或災害（而不是要求進步的慾望和希望）。

上文）也能看出，當情況屬於“不安全的動亂”①時——這時對土匪的抵抗領

先於（並發展成為）騷亂或者暴動——甚至更為明顯。一般講來，組織暴動

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組織自衛的人（地主或者村裡的頭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個具有否定意義的結論：

１．組織大多數“農民動亂”的人並不是農民本身。儘管這些運動很不相

同，但大多數都是由村、鄉甚至是區的頭面人物鼓動並組織的。嚴格說來，

一般所指的農民騷動應該稱為農村騷動：它們往往涉及整個農村社群，而不

只是農民。被捲入的農民構成了“軍隊”的大多數，換句話說，群眾被組織

者操縱，至於組織者自己，他們很少親自種田。同　１７８９　年的法國第四等級一

樣，參與騷亂的中華民國的農民們，只是跟在一個不同的階級後面被拖著走

的。

２．無論是“農民”騷動還是“農村”騷動，它們都不構成一場運動。我

們只能說，那是一系列沒有配合、大多組織得很差和沒有什麼準備的地方性

行為，是憤怒的突然爆發，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過的措詞，是“狂怒”

的例證。②這些騷動對當局並不構成多大的威脅。２０　世紀的中國農民的行動

和武器與他們　１７　世紀的先輩們相近，而中央政府卻掌握　２０　世紀的武器、運

輸和通訊工具。至少可以說造反的農民與治安力量無法相比。所以，如此迅

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風潮不能與“農民運動”等量齊觀。風潮之多和反覆

發生表明了既廣泛又持久的不滿，不過那往往是假定的，幾乎沒有資料可以

證實。正是這種不滿情緒，共產黨人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予以表達並加以利用。

３．最後，我們提出的關於這些農民鬥爭的目標的分類，對那些參加鬥爭

的人們來說，可能沒有多大意義。無論農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稅吏鬥爭，

他們覺得是在自衛，抵抗攻擊者，抵抗像寄生蟲一樣侵害鄉村的社會機體的

外來分子。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那樣，政府往往象徵這樣的寄生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