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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共產黨人著手把農民的某種革命潛力引向革命的時候，如果中國農民

確實蘊藏著這種潛力，那麼這種潛力幾乎完全在於鄉村居民疏遠政府（以及

由城鎮統治的整個社會）這一事實。這種潛力在於一種混亂但根深蒂固的、

頑強的感情，對農民來說政府是外人，政府所體現的，確切地說，是剝削和

壓迫鄉村這個封閉世界的外部世界。①共產黨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來似乎是不

可克服的困難的過程中，完成了把這種潛力轉變為行動的傑作（只是許多可

能性中的一種）。

農民們的行為方式（如果聽任他們自行其是，他們本會繼續按這種方式

行事），同共產黨最終要使他們達到的行為方式之間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講

到的困難與這一差距成比例。或者，換另一種說法，是地方自衛與革命行動

之間的差距，後者含有一個全面的抱負和一個進攻性的戰略。說實在的，共

① 我從分析　17　世紀法國類似過程的法國曆史學家伊夫—瑪麗？貝爾塞借用這種 說法：“在敵人、搶掠的

士兵或盜匪面前聯合起來的低地民眾的任務能輕而易 舉地變為向國王的軍人造反”（《起義農民與赤腳農

民》，第　84－85　頁）。關 於中國，參看呂西安？比昂科：《秘密會社與農民自衛》，第　215—218　頁（和

第　222—224　頁，後者涉及群眾防衛），尤其是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 者，1845—1945　年》，第

5　章，這一章題為《保護者變成叛亂者》。

② 羅蘭？穆尼耶：《農民的暴烈行動：17　世紀造反中的農民（法國、俄國和中 國）》。

① 喬爾？S。米格代爾已一般地對這種與傳統的農民階級有關係的看法作出很 好的分析：《農民、政治和革

命：第三世界中對政治和社會變革的壓力》，第 47　頁。

產黨人無需讓他們的農民軍隊超越整個差距。進攻性的戰略一直是他們唯一

關心的。他們利用農民人材締造了革命大軍：不多，也不少；但這本身就是

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農民與共產黨人：不相稱的聯盟

“完全是空想”，這是一位學者對毛於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冬在家鄉進行的一

次考察後所寫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評論。①正當中國共產黨準

備進行他們的農村變革運動時，毛根據願望的想法使他傾向於北伐軍抵達湖

南引起騷動的能動的觀點。他對現實的描述是與他那種創造者能用農民人材

造就幹練革命領袖的想象分不開的。事實上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湖南農民的行動

（或者，更為確切地說，少數農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們傳統的主人所操

縱——的各種分散活動）既沒有在事後證實毛在《報告》中所說的那種熱情，

也沒有證實毛事先所抱的那種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畢

業生們在北伐軍到達前發動群眾並不成功。相反，農民協會的數量、成員和

活動的增加，是軍事力量的進展和勝利的直接結果。儘管為中國共產黨的歷

史編纂學所充分讚頌，農民實際參加戰鬥的罕見事例，除少數例外，完全沒

有戰略上的重要性：“這些戰鬥只是主力戰的外圍戰。”②隨後，１９２７　年秋

收暴動的可悲的失敗證實了農民武裝沒有準備的狀況和缺乏戰鬥力。①１９２８

年　３　月，２０　多萬造反的農民未能攻下湖南東部的平江縣城。②再後一些（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在紅四軍第二十九團於一次戰鬥中完全潰散後，毛在井岡山遭

受了一次失敗。組成這個團的農民思念家鄉，決定返回他們在湖南南部的宜

章老家。③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農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

期，他們極少能信賴農民士兵，但正是由於有這些士兵，２０　年後，他們征服

了整個中國。

彭湃與海陸豐農民（１９２２—１９２８　年）

職業革命家與村民在廣東東部兩個縣初次相遇，是由共產主義農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