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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後仍未被同化。①同樣， １９　世紀末和 ２０　世紀初廣東東部特有的地區性

衝突也沒有把富有的地主與他們的佃戶或其他少地的農民分隔開來，而是使

敵對的社群對立，每一社群都有自己慣常的貧富剖面。紅旗會或烏旗會的領

導人通常是一個富人，他能用他的財富和影響去賄賂或恫嚇官員，並保護他

的追隨者們抗稅和反抗敵對的旗會。實際上，正是這種保護保證了農民對其

所屬旗會的忠誠——由於敵對旗會的活動助長了不安全，這種保護在這裡甚

至比中國其他農村更為必要。

佃戶與地主間的衝突可以用正統的說法稱之為社會性衝突，而縱向衝突

只表明地方上的狹隘性：敵手不是富人，而是“其他的人”。有時，外人是

來自其他地方的勞工（也是農民）；在這種情況下，競爭不是為了土地和水，

而是為了就業。１９２１　年，中國國際救災委員會在建造北京至天津的公路時（為

把糧食運到需糧的地方），從山東招募了　２８００　名工人，這就出了麻煩。在開

工的那天早上，河北的農民在流氓的協助下，襲擊了這些外來人，並將他們

① 呂西安？比昂科：《秘密會社與農民自衛，1921—1933　年》，載　J。謝諾編：　《中國的民眾運動與秘密會

社，1840—1950　年》，第　221—222　頁。

② 羅伯特？B。馬克斯：《海豐縣在海豐農民運動前夕的社會變遷，1870—1920 年》，第　18—19　和　24—29

頁。

① 若干移民確實是外國人：在遼寧東部萬寶山，500　名中國農民在　1931　年　7　月 破壞朝鮮移民建造的壩和

灌渠。日本人在瀋陽事變前兩個月把這件事製造成 外交事件。

趕走，接著幾百名當地人要求取代那些被他們驅散的人。②在　１９　世紀早期的

法國，工匠和工人行會常煽動地方性和專業性的對抗。這樣的對抗阻礙了階

級覺悟的提高，並且破壞了現代社會運動的開端。一個世紀以後紅旗會與烏

旗會，小刀會與大刀會等等之間的鬥爭，在某種程度上，是法國加伏特人與

德沃朗特人之間的對抗的（中國式的農村的）翻版。複雜的運動：長樂的例

子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在長樂（在福建，是福州南面的一個縣）爆發的騷亂，從一

開始就是雙重性的抵抗：既反抗軍隊，又抗稅。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這場指向

政府當局的運動被縱向衝突擴大，從而加速了這場運動的最終崩潰。騷亂的

起因是在湖清鄉（長樂縣）徵收土地附加稅。徵收這一附加稅的目的是資助

一支深為村民不滿的海軍分遣隊（他們為了向菸民徵稅，強迫村民播種罌粟）

執行改進水利的計劃。當湖清村民拒交這一附加稅時，兩個營的海軍被派赴

該地，強迫村民交付。但是，結果適得其反：海軍於　１１　月　４　日到達；５　日，

農民向他們宣戰。

這場運動不僅複雜，而且也比多數農民風潮和暴動組織得好（這或許足

以說明為什麼它能持續如此長久）。湖清的村民從　１９２２　年開始就被迫在當地

民團服役，與其他地方的村民相比，訓練和裝備較好——至少不更差。暴動

的領導人林克祖正是湖清鄉民團的指揮官。林聘請了幾個保定軍官學校的畢

業生來訓練民團，並且招納了一群土匪，預付了兩個月的餉，以換取他們許

諾在前線效力。１２　月　２１　日晚，湖清的農民已有準備並得到增援，以　１０∶１

的數量優勢進攻了長樂縣衙門。負責守備縣衙的海軍部隊迅速逃竄，丟棄了

武器彈藥，也拋棄了縣長。

初步的成功使造反者過於自信。他們搗毀了海軍安裝的兩座泵站，並要

求海軍從此離去。林克祖宣佈地方自治，並乾脆接管了整個長樂縣的政府機

構。他掌握了全部稅收以滿足他的軍事開支；保留並徵收兩個月前他曾譴責

的鴉片稅，並解除了開設鴉片館和賭場的限制。長樂縣其他鄉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