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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傾向既不在於馬克思，也不在於

克魯泡特金，而是在於　１９　世紀末　２０　世紀初由某些中國作者傳播並改變了的

西方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其中有嚴復、梁啟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譚

嗣同以及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他們用種種方式發展一種思想，認為社會成

員的自發行動，不受舊等級制的束縛，會使社會能量增加至極限。

在五四時期，對毛澤東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響是胡適的影響。已經指出，

毛澤東　１９１９　年的幾篇文章發表以後，曾受到北京《每週評論》的熱情讚揚。

一位評論家概括了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最初幾期的內容，說道：“《湘

江評論》的長處在於探討。第二、三、四期的《民眾大聯合》一篇大文章……

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②說這些話的作者不是別

人，正是胡適本人。

當我們注意到下述情況，就不致對這一點過於驚奇了。毛澤東為《湘江

評論》創刊號寫的社論，在列舉了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

成就（例如，從貴族的死的古典文學到平民的現代的活的文學；從獨裁政治

到代議制政治）以後，說道，在思想領域“我們向實驗主義前進了”。這裡

我特別提到這一點，並不想讓人以為毛澤東是胡適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

在　１９１９　年對實用主義的好評的確反映了他幾乎直到生命的終結都保持的一

種看法，內容是人們不應編造理論不聯絡具體經驗的理論。③

毛澤東雖然在　１９１９　年的思想與當時年齡大些的更有學問的人的思想一

樣，是多種影響的拼湊物，他的《民眾的大聯合》的文章卻具有一個顯著的

特色。它體現了一個企圖，想在五四時期革命的群眾運動的具體經驗的基礎

上，提出一個總綱領。確實，毛澤東世界觀中的社會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他

把學生運動看得最為重要，相對地說，對農民就不認為有多麼重要，更不要

說工人了。很獨特的是，他也相當注意婦女和學校教師。總的來看，他對他

正努力建立的革命聯盟的想象，倒很像　６０　年代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

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題是，中國的新生將首先來自青年人，特別是學

生對舊秩序的叛逆。變革的手段和動力則在於自基層自發形成的民主組織。

由毛澤東看來（在這裡他顯示出是嚴復的一個真正的信徒），整個過程

的目標，不僅是個人從舊社會的桎梏下解放出來，而且是透過這一事實增強

和復興整個中華民族。在一段極有鼓動性的結束語中，毛澤東對他的同胞這

樣說：

於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

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

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

③ 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　213　頁。

① 《毛澤東集》第　1　卷，第　59—60　頁。

② 《每週評論》第　36　期（1919　年　8　月　24　日），第　4　頁。

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毛澤東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諾講

過的個人經歷中承認這一點），在中國直到最近才能提到。（關於一位西方學者在這個課題上的

一些簡要而精闢的意見，見戴：《毛澤東，　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年：文獻》，第　４７—４８　頁。）　１９７８

年以後中國理論探討環境中發生顯著革命的一個反映，就是中國學者在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