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部分(第1/4 頁)

年以後中國理論探討環境中發生顯著革命的一個反映，就是中國學者在　１９８０　年發表的文章不僅

指出胡適稱讚毛澤東和毛澤東當時把實驗主義看作“指導思想”，而且明確地說明在　１９１９　年兩

人之間尚未出現原則分歧。見汪澍白和張慎恆：《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１９８０

年第　５　期，第　８３　頁。

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向前！

我們黃金的世界，就在面前！①

這裡不止一處有毛澤東　１９１７　年文章的回聲，強調不懈的努力和堅定的意

志為民族復興的關鍵。在這中間的兩年，他既從書本上，也從經驗裡，學到

了許多關於發掘和動員他所察覺的蘊藏在中華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過，

在哪怕只是開始設計一個完整的有效的戰略，以便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進行

革命以前，他還有許多東西有待學習。

毛澤東這時儘管不甚懂得馬克思主義，他的想象力卻被俄國革命的勝利

吸引住了。在他稱之為“紅旗軍”的世界範圍的成就中，他首先列舉的是工

農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接著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國以及歐洲各國的罷工浪

潮。②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的其他幾篇文章引出的主題，後來成為他的思

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腦”，以及“和平民一同進工廠做工，到

鄉下種田”，或者是這種思想：“人類真正解放”到來之日，即千萬美國人

一道對托拉斯的不公正和專制高呼“不許”之時。但是毛澤東也表達了對德

國人的熱烈的支援，他們被宣佈為受壓迫的民族，全由協約國發號施令。③

中國作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應該與其他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的思想，

當然被李大釗、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緊接五四時期之後那幾年裡時常提起。

毛澤東也自然被引向這一方向。

在毛澤東隨後的見習期中，對他　１９１９　年關於基層組織在社會改革中的作

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啟發性的補足物的階段，是他在次年參加了湖南自治運

動。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節，由於近來一批重要檔案的公佈才明晰起來。①

這一情節的記載不僅說明了毛澤東強烈的湖南人的愛國熱情，也說明了他對

政治工作的一般態度。在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澤東寫道：

無論什麼事，有一種“理論”，沒有一種“運動”繼起，這種理論的目的，是不能實現出來

的。……我覺得實際的運動有兩種：一種是入於其中而為具體建設的運動，一種是立於外而為促

進的運動。

① 《毛澤東集》第　1　卷，第　69　頁。

② 《毛澤東集》第　1　卷，第　65　頁。

① 這些材料——毛澤東寫的四篇文章，及毛澤東和其他人聯名提出的召集憲法 會議的建議——已由安格

斯？麥克唐納在準備撰寫博士學位論文《農村革命 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1974　年）

的過程中發現，這篇學 位論文也以同樣的標題以書籍的形式出版。麥克唐納把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 發表

在《法學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1972　年）第　99—107　頁，附有用日文寫 的評論；又用英文在《浪人》

（東京）第　14　期（1973　年　12　月）第　37—47　頁 和《中國季刊》第　68　期（1976　年　12　月）第　751—777　頁

論述這些文章。

他補充說，這兩種型別的運動都是，而且將繼續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時，

他強調一個有效的運動必須源出於“民”。“如果現在的湖南自治運動能夠

成功地建立起來，但是其源不在‘民’中，而在‘民’外，那麼我敢說這樣

的運動是不會長久的。”②

至於說這些話的廣闊背景，毛澤東及其他起草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７　日召開立

憲會議建議的執筆者，概括他們對全省和全國的政治發展之間的關係的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