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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觀察家。與此同時，對可能的危險的反感，甚

至似乎阻礙了對此進行嚴肅認真的思考，因為把這種思考歸入了顛覆活動的

禁區。因此，美國人最根本的失敗，就是放棄自己根據與自己不同的任何條

件去考慮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性質的能力。這樣，他們就不可能估計到

共產黨可能佔上風，更不瞭解其原因是什麼。結果，他們也不真正瞭解國民

黨政府在打敗其敵人之前所必需進行的變革；或不真正瞭解實現這些改革所

必需的時間，即使有進行改革的願望；同時也不瞭解當國民黨政府明顯缺少

國的失敗》，第　349—493　頁。

① 《中國問題白皮書》，第　2　卷，第　758—814　頁。

這種願望時，美國如何才能激發起這一願望。１９４８　年底到　１９４９　年初的美國

外交急件，當它們對總是“迅速惡化的形勢”的權宜補救辦法進行評價時，

其中不知不覺表現出來的悲觀絕望語調，表明了對以上所有考慮缺乏理解。

這一失敗導致了多年對“失去中國”的痛苦而無濟於事的反責，讓個別美國

人對此負責，似乎中國是他們失去的。

然而，在後來的幾年裡，人們終於能更冷靜地思考這一事件了。由於中

共領袖在　４０　年代同美國建立官方聯絡的各種嘗試變得更廣為人知，於是便出

現了大量關於“會是怎樣”的推測。這些嘗試包括，毛澤東在　１９４４　年對迪克

西使團的宣告；１９４９　年夏邀請美國大使　Ｊ．司徒雷登訪問北平；以及周恩來以

澳大利亞記者邁克爾？科恩為居間人，在同一時間對美國人所表現出的格外

接近。①美國對中國共產黨人的任何這類表示都沒作出積極反應。但是，在　他

們之間除了一種溝通渠道外，是否還能有任何其他舉動似乎是值得懷疑的，

不管怎樣，存在這種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乎情理的。美國的決策者及

其國內輿論，由於全神貫注於蘇聯不斷擴張的勢力和出於對共產主義不能緩

解的擔心，在　５０　年代初的麥卡錫時代，他們不想進行更靈活和經過選擇地接

近中國新政府的嘗試。而中國共產黨人同樣也不想用過多的力量使自己置身

於這一時期不斷加劇的冷戰的緊張狀態之外。左右著當時美國外交報告和輿

論的不肯妥協的反共論調，與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司徒雷登離開中國後的中共官方聲

明刺耳的反美主題，是不相上下的。中國和美國的這些姿態湊在一起，表明

分歧很大，需要　２０　多年的時間才能消除。

① 關於迪克西使團，見周錫瑞編：《在中國的失機》；關於北平方面的邀請，見 託平：《兩個中國之間的

旅行》，第　81—90　頁；邵玉銘：《司徒雷登與　1949　年 美國…中共和解》，《中國季刊》第　89　期（1982

年　3　月），第　74—96　頁；《美國 對外關係，1949　年》第　8　卷，第　766—770、779、784—785、791　頁；

關於周 恩來同美國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國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　357—360、372—　373、388、389、

397—399、496—498、779—780　頁；埃德溫？W。馬丁： 《周恩來外交新方針》，《外事雜誌》 1981　年

11　月號，第　13—16、　32　頁。

第　１４　章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正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即已顯示的那樣，既是

１９４９　年以前他的經驗之綜合，也是以後他的許多政策之母。對毛澤東的思想

在他前　３０　年的積極政治生涯中的發展，本章力圖提供佐證，並且加以解釋；

同時也試圖讓讀者更好地瞭解在取得政權以後所出現的一切。在強調早期毛

澤東頭腦中最為關心的東西的同時，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觀念，它們的含

意在　２０　世紀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應已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