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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東西，更不要說工人階級的領導權了。可能《大公報》不是提出這種思

想的地方，不過李銳不可能從毛澤東作為勞工組織者的時期引用有關這一主

題的任何文字。

解釋很可能在於這時的中國共產黨路線上。１９２２　年共產國際的特使馬林

（斯內夫利特），把他的中國同志們推上了一種與國民黨人組成統一戰線的

單一的組織形式，即所謂“黨內合作集團”，中國共產黨人以個人名義在這

一組織形式下參加國民黨。這一思想原先是馬林根據他在荷屬東印度的經

驗，於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提出來的，在荷屬東印度左翼社會黨人曾以類似的方式與

伊斯蘭教聯盟——一個具有顯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稱所含的意思）民族主義

組織——合作過。由於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的大多數其他領導人立即拒絕這

一思想，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況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出，從而得到

了共產國際認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訓令。持有這一訓令，馬林於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回

到中國，得以讓他的中國同志們勉強地接受了“黨內合作集團”的思想。②

這種合作模式，從一開始就是激烈爭論的物件。就所知而言，毛澤東既

沒有在設計這種模式，也沒有在接受這種模式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可是，

他是第一批積極參與執行這種模式的人中的一個。１９２２　年夏，毛澤東參與組

織湖南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並以長沙支部書記的資格給團中央寫報告。１５　個

月以後，即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他已在同一地區積極建立起國民黨組織，並寫信給

國民黨本部總務部，要求委他以籌備員名義，以便與各方面接頭。①

從那時起，毛澤東即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一般說來，

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旦接受了“黨內合作集團”，就他們而

言便具有一種傾向，斷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為“資產階級政黨”的國民黨

的領導，至少暫時是這樣。這就是　１９２３　年陳獨秀的立場，而就毛澤東而言，

他在他作為“組織員”的時期朝這個方向走得很遠。

這一點在題為《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裡可以看得很清楚。這篇文章

是毛澤東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在正式採納“黨內合作集團”的關鍵性的第三次全

國代表大會的前夕發表的。他宣稱，在中國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

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動派。關於三派中的第一個派別，他寫道：“當然，革

① 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　428—430　頁。《毛澤東集補卷》的編者 收羅毛澤東的著作範圍

很廣，收羅到的關於工人運動的著作，除這一篇外，也 只有很短的文章兩三篇。見《毛澤東集補卷》第　2

卷，第　89—107　頁。

① 見毛澤東　1922　年　6　月　20　日，《致施復亮並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信和　1923 年　9　月　28　日《致林伯渠

和彭素民》的信，《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21—24　頁。

命派主體是國民黨；新興共產派與國民黨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適、黃炎培及其他“新興的知識

階級派”；另一方面包括新興的商人派。反動派當然是三大軍閥派系。

把社會力量的總體一分為三，當時是，並且後來一直是毛澤東對待政治

和革命的重大特點。這裡十分明顯的另一特點，是可以稱之為混亂和壓迫的

辯證法，毛澤東在　１９１９　年的文章《民眾的大聯合》中，對這一點曾十分強調

過。由於軍閥的力量，由於中國在民國政府之下的統一違反帝國主義的利益，

毛澤東論證說，再過八年或十年，也不會有和平與統一，但是，政治形勢愈

反動，愈混亂，這就愈能激勵全國人民的革命情緒和組織能力，從而民主和

國家獨立最終一定能戰勝軍閥。①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一篇題為《北京政變與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