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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

商人，他們將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勝利。這一直是個有相當

大的爭論的題目。在文中毛澤東寫道：

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不是別的問題，是簡單一個國民革命問題；用國民的力打倒軍閥並打

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國帝國主義，這是國民歷史的使命。這個革命是國民全體的任務，全國國

民中商人、工人、農人、學生、教職員，都同樣應該挺身出來擔負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歷史的

必然和目前事實的指示，商人在國民革命中應該擔負的工作較之其他國民所應該擔負的工作，尤

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壯，領袖全國國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②

有人認為毛澤東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不是談商人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

而是談在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現階段，革命的任務之性質。①這種觀點

不僅違反證據，並且完全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在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之間

觀點的劃時代的轉變，從面向城市的展望，轉向對農村的期待。在他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文章中的另一段裡，毛澤東寫道：

我們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國政治，是軍閥外力互相勾結箝制全國國民的二重壓迫政治，全國國

民在這種二重壓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銳很迫切的感覺這種痛苦的還要以

商人為最。

換句話說，毛澤東認為商人，或更廣義地說直接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城市居

民，最能夠在民族革命中起領導作用，因為他們的苦難最深重。三年以後，

毛澤東發現了農民的內在的革命潛力，這一社會學的分析就立刻整個倒轉過

來。在我們考慮這些發展之前，毛澤東的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文章還另有一個持續

的特點值得注意。結尾是這樣寫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國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國家唯一的道路……。我們的環境已經引導我們做歷

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開展一個新時代，創造一個新國家。這就是中華民族歷史的使命，

① 《外力、軍閥與革命》，《毛澤東集補卷》第　2　卷，第　109—111　頁。

① 林達？謝弗：《毛澤東與　1922　年　10　月長沙建築工人的罷工》，《現代中國》第 4　期（1978　年　10　月），

第　380、416—471　頁。同樣的論點也重見於林達？謝 弗： 毛澤東與工人：湖南工人運動， 1920—1923

年》，第　1　—　2、 222—223　頁。

我們切不要忘記！

在這裡，我們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見，政治意義的國民和生物意義的民族，

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是連在一起的。

在中國以外，幾乎找不到毛澤東在將近兩年半的時間內的有分量的文

字；這個時期，是指這一篇和另兩篇簡短的文章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向

導》上出現，直到毛澤東在　１９２５　年　１２　月擔任國民黨機關刊物《政治週報》

的編輯工作之間的時期。他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

言；１９２４　年　２　月，他起草了幾個決議提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他是該會

的成員）①。即使是在這樣正式的場合，毛澤東的某些言論，也足以說明他一

貫的工作作風和政治戰略的特點，他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反對建

立“調查科”②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調查科的後果很可能是“調查和應用分離

——這正是我們這樣一個革命政黨所不能做的”。③

毛澤東作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時間，於　１９２５

年初回到湖南休養，並開始了他組織農民的實際見習期。他於　１９２５　年秋回到

廣州，事實上負責國民黨宣傳部，主辦《政治週報》，開始為農民運動講習

所講課（他於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至　１０　月領導該所），並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

表大會。到這時，他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