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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觀點的，即他們兩人都認

為外國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國革命。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

科受“審”，一位共產國際的審問人引用李立三的話說：“中國革命有許多

特點，國際很難理解它，幾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實上不能領導中國共產

黨。”因此，他被曼努伊爾斯基斥責為一個“極端地方主義者”。至於毛澤

東，他在　３０　年以後聲稱：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

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瞭解或者說不很瞭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於中

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志呢？②

然而，在這個問題的另一關鍵方面，毛澤東並不與李立三採取同一路線。李

立三十分明顯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干涉，從而引起一

場蘇聯不管是否願意，也將被拖進來的“世界革命戰爭”。③對於這樣一個戰

① 《毛澤東集》，第　2　卷，第　139　頁。

① 關於李立三就中國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發表的言論的簡短綜述，見施拉姆：《毛澤東》（中文版，紅旗

出版社，1987　年），第　120—121　頁。

②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著作選讀》（人民出版社，　1986

年）下冊，第　826　頁。

③ 李立三為了中國革命想把蘇聯拖入一場戰爭的“陰謀”，自然激起蘇聯學者方面的很大憤慨，例如，見

格里戈裡耶夫文，第　365—367　頁。

略幻想，毛澤東不可能同意，因為它意味著中國革命的命運基本上將在中國

之外決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國人自己來決定。他當然敏銳地意識到外國帝國

主義在中國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國革命中國際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

已做分析，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６　年間，他的社會學觀點已有變化，這種變化的必然

結果，就是既然舊反動秩序的主要基礎是地主在農村的統治，而不是帝國主

義者和他們的城市同盟者的勢力，那麼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只能依靠在這片廣

闊的土地上動員工人、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去推翻地主和他們政治代理

人的“封建勢力”。

無論毛澤東在　１９３０　年夏的立場如何，無疑，同年　９　月長沙的撤退，標誌

了他思想上的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轉向由農村包圍城市的相對長期的戰

略。在這種情況下，他自上井岡山在　１９２８　年與朱德會師以來所形成的軍事戰

術，變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個明確的、必要的部分。

根據毛澤東的自述，那是在　１９３１　年，在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失敗時，

“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①毛澤東自己寫的闡述這些原則的最早文

本，是　１９３４　年出的一本題為《游擊戰》的小冊子。②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

系統的闡述將在遵義會議上提出辯論的戰略思想，這次會議標誌了一個決定

性的階段，無論是對一條新的軍事路線的出現，還是對開啟毛澤東八年以後

上升到黨內最高權力機構的道路來說，都是如此。③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毛澤東發

表了一系列題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講演，細緻地回顧了五次反

圍剿戰役的經驗教訓，並重申了他針對批評者的主張。最後，在　１９３８　年，他

寫了兩部有關在抗日戰爭的特殊環境下運用游擊戰術的著作，《抗日遊擊戰

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第三本書《基礎戰術》，有些版本也署為毛

澤東著。①

軍事戰術是一個專門領域，在這裡不可能細加論述。因此下面試從戰爭

與政治的共同問題加以觀察。毛澤東自己對這一整個問題已做了歸納，他寫

道：“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個相反

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