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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②

當然，正如毛澤東在這段文章的剩餘部分所詳加解釋的那樣，這一警句

的意義是，紅軍從總體上看當時在數量和裝備上，大大不如國民黨和國內的

其他白軍，甚至在每一個分隔的戰區也是如此，紅軍必須在戰場上取得絕對

優勢時才進行戰爭。這種戰術優勢的獲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隊去對付

孤立的白軍，從而“各個殲滅敵人”。因而，這一點固然部分地有賴於使用

部隊的技巧，但絕大部分是由於與人民群眾的親密聯絡，紅軍能獲得優等的

情報的結果。

① 《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199　頁。

② 關於這部著作的部分綜述，見陳伯鈞：《論抗日遊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解放》第　28　期（1938

年　1　月　11　日），第　14—19　頁。

③ 遵義會議在本書第　4　章有論述。關於最新出版的最有權威的資料集，見《遵義會議文獻》。

① 這本書的若干版本在書名頁上印有毛澤東之名，其他版本卻沒有，毛澤東是 不是這本書的著者存疑。雖

然這本書在人民解放軍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書目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訓練部圖書資料館：《毛澤東著

作言論文電目錄》 ＇北京＇，1961　年　2　月　28　日）中出現，但是現有的證據偏重於證明這本書的著 者不是毛

澤東。在我翻譯的《基礎戰術》英譯本的導言中，我已概括地說明 毛澤東軍事戰術發展的諸階段。

② 《毛澤東選集》第　1　卷，第　220　頁；《毛澤東集》第　5　卷，第　152　頁。

共產黨人動員農民，從而獲得的不僅是敵軍移動的情報，還有其他好處，

例如群眾自願擔任運輸隊或輔助隊的勤務。動員的方法，與中國古代的軍事

戰略家孫子所設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澤東的界定明確的戰術原則卻與孫子

的原則，驚人地相似，孫子寫道：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

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①

在毛澤東晚年，人們問他本人從中國的古典著作中學到了什麼，他的回答往

往是隨興之所至，不時還是矛盾的。１９６８　年他在最經斟酌的一次談話中說，

他在　１９２７　年開始打仗之前讀過《三國演義》，在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　年寫有關軍事

戰術的著作之前看過孫子。②總之，沒有疑問，他在那些著作中經常引用孫子

和歷史著作，還引用《三國演義》和《水滸》這樣的小說。

毛澤東怎樣設法在理論上辯明下述見解，即組織變化不定的共產黨，主

要藉助軍隊在極為模糊不明的社會環境中活動，竟能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

隊？這裡關鍵的問題，在於主觀因素在解釋人的階級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

及透過轉變一個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觀本質的可能性。我們已經看到，毛

澤東強調主觀立場的重要性，可追溯到　１９１７　年。在本節所研究的時期內的一

次最引人注目的闡述，可以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他的關於井岡山斗爭的報告

中找到。在討論他的人數不多的紅軍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農民，

而是農村遊民這一事實引起的問題時，毛澤東寫道：

此遊民部分，亟須換以工農分子，只是沒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戰鬥中，遊民分子戰鬥力

卻特別好，同時傷亡數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現有的遊民成分，即另找遊民來補充亦即怕找不

到。在此種情況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以改變其質量之一法。①

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給林彪的信中，毛澤東批評林彪“把主觀力量看得小一些，把

客觀力量看得大一些”。②毛澤東所謂的“客觀力量”是特別指白軍而言，因

為他們是在共產黨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觀力量”指的則是紅軍，共產

黨人對他們可以從內部瞭解，因而也就懂得他們的動向和戰略。但是，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