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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在中國資料中，通常所記日期為　７　月　２３　日，因為這

是在上海收到這信的日期）的信，是　５　日在莫斯科根據中國共產黨　２　月份所

透過的各項有關決議起草的。①儘管相互辯論的先後順序是如此模糊難辨，卻

並不妨礙我們抓住斯大林與李立三之間在觀點上的廣泛差異，雖然它也確實

使歷史學家確定做出某些特定決定的責任，特別是　３０　年代前半期付出慘重代

價的錯誤的責任的工作複雜化（關於這些事情參看本書第　３　章）。

因此，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共產國際雖則提到，因為工人運動的浪潮與農民運

動的浪潮還沒有匯為一體，在全國還沒有真正的革命形勢，卻預言“最近將

來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夠包括整個中國，但至少也要包括幾個有決定意義的省

份”。②雖然共產國際期望中國決定性的戰鬥不久的將來即將發生，他們仍然

不同意李立三認為進攻的時刻已經到來。莫斯科因而明確地拒絕批准李立三

命令對武漢、長沙等城市發動進攻，並在那些城市進行配合的暴動的決定，

爭辯說紅軍與工人運動都首先需要進一步加強。③

② 《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　5　冊，第　426　頁。

① 這些事情已得到蘇聯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這些著作雖在解釋上有強烈的傾向性，但是關於引用共產國

際檔案而得出的事實的詳情，多半是準確的。這類著作，最便於得到的是　A。M。格里戈裡耶夫《共產國際與

中國在蘇維埃口號下的革命運動（1927—1931　年）》，收入烏里揚諾夫斯基編《共產國際與東方》，第　345—388

頁。30　年代蘇聯的出版物已給出　1930　年　6　月指示的正確日期，現在沒有任何理由繼續把這個指示當作《7

月　23　日指示》。

② 《共中中央檔案選集》第　6　冊，第　118—119　頁。

至於毛澤東，他開始並不願意把他的隊伍投入進攻國民黨堅固的據點，

從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實力基礎遭受危險。在這一限度內，他與莫斯

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　３０　年代初，事實上他對很快取得勝利的前景變得極為

樂觀，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給林彪的信中，他批評林彪對高潮的到來過於悲觀，並

聲稱，雖然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他自己訂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時限是“機械的”，

但是做到這一點已為期不遠。①

１９３０　年毛澤東對李立三路線的態度，最近成為能接觸到有關資料的中國

學者間廣泛辯論的主題。雖然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堅持　１９４５　年做出的關於黨

的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觀點，即毛澤東從沒有贊同過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計

劃，只是執行了它，因為紀律要求服從命令，有些人卻分辯說，到　１９３０　年春，

毛澤東已被這一戰略逐漸吸引過來，有些人甚至竟提出，從　１９３０　年初毛澤東

即自發而熱情地追隨了這一戰略。不管怎麼說，有明顯的證據，晚到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毛澤東還在繼續信奉一條激進的路線。１０　月　７　日，毛澤東的隊伍

佔據吉安城時做出的一項決議，特別提到“全世界、全國、各省革命形勢”

的存在，並斷定：“在革命高潮期間……蘇維埃政權無疑必在全國和全世界

出現。”毛澤東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給湘東特委的信》說，在目前“高潮”

環境中，決不容悲觀，要立即進攻南昌、九江，消滅敵人。②

即使上面的某些陳述，可以解釋為毛澤東告訴中央委員會，他認為該會

想聽到的意見，因而　１９３０　年秋毛澤東對即將到來並席捲一切的革命浪潮這種

齊里亞主義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種爭論的餘地，關於毛澤東確信中國革命是

世界革命的主要的、決定性的因素，則完全不容爭辯。在這一方面，他是完

全與李立三一致的，並與李立三一致反對莫斯科。①

特別在有一點上，毛澤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