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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和　１９５０　年的文章給毛澤東引路之前，

毛澤東不可能以這種方式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事實表明正好相

反。看來毛澤東的“唯意志論”是直接來自對列寧的研究（畢竟這一術語首

先用於列寧），同時也來自他本人的個性，和中國革命的經驗。誠然，可以

爭辯說《矛盾論》最初的版本甚至更強調主觀因素。

這裡最重要的異文是“有時”被“在一定條件之下”所替換。寫進《毛

澤東選集》中的這後一片語的含意，有可能看來是這樣的情況，或必須的先

決條件的總體，只可能在有限的時期內，在危機或革命的時候才會出現。而

另一方面，較廣泛的“有時”，可能被理解為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這種作用

逆轉，可能會延續很長一個時期。這推論由緊隨該段引文後的一句話得到加

強（無論是原版本，還是改寫本），“當著如同列寧所說的‘沒有革命的理

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之時，革命理論的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① 西洛可夫等著，李達等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　295　頁。

② 《辯證唯物論》，第　93　頁；《毛澤東集補卷》第　5　卷，第　264　頁。在這一段中， 有若干變異，但是，

除以“主要”代替“主導”外，1952　年毛澤東並未在我 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過根本性的改變。毛澤

東的批評可能是針對前注提 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雖然他在　1941　年曾建議以西洛可夫的這部著 作

供幹部學習之用（《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189　頁）。

①既然列寧認為這個原理在計劃、組織和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整個歷史時期都

適用，那麼毛澤東在這裡引用它，完全可以解釋成意思是，上層建築在歷史

變革中不起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但它起作用的那些“時”之一，事實上將

會在　２０　世紀的很大一部分時期在中國出現。

有關毛澤東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最後一點，與他受惠於斯大林有關。《矛

盾論》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長的過分讚揚斯大林分析俄國革命的特殊性的話，

說它是“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聯結的模範”。②這段話是最早

的版本所完全沒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澤東以對蘇東坡的詩的評註來說

明他的觀點，據認為蘇東坡是徹底懂得普遍性與相對性之間關係的人。③

《辯證唯物論》的第二章有這樣的話，因為“中國今日發展著的辯證唯

物論哲學思潮，不是從繼承和改造自己哲學的遺產而來的。而是從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學習而來的”，我們必須“清算中國古代的哲學遺產”，這種哲學

遺產反映了“中國社會進化的落後”。④很明顯，這樣的語言是毛澤東初次受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影響而暫時產生的驚駭的產物。它完全為他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號召“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所取代，它並不體現他一貫的，甚至在　１９３７

年的立場。

如果我們現在具體地看一看毛澤東在　３０　年代末期對戰略和策略問題的

分析，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與在莫斯科的“世界無產階級總參謀

部”之間的關係。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觀點是十分清楚的。他在　１９３６　年對它

做了概括。在回答斯諾的問題，如果共產黨取得了勝利，是否在蘇維埃中國

和蘇維埃俄國之間會有“某種形式的兩國政府之實際合併”時，他聲稱：“我

們為一個解放的中國而戰鬥，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