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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

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

在指導中國“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的發展任務方面，毛澤東說“教育農民”

是“嚴重的問題”。他進而說，因為“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

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①

這些簡短的引語，說明了　１９４９　年以後在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繭命這一問

題的幾個極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是列

寧“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和斯大林“四個階級聯盟”的正統派生物，毛澤東

自己也直率地承認這一思想上的借鑑，並且特意強調與蘇聯經驗的關係。確

實，不管他取得政權的道路，多麼不正統，一旦勝利顯然在握，他就宣稱他

此後要按正統方式行事了。１９４９　年　３　月，他聲稱：“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

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

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

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①由此

①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第　1480—1481　頁。

①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第　1428　頁。

才有毛澤東說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換句話說，把現代知識和現代

工業部門的物力從城市帶往農村。由此，才在　１９４９　年強調“人民專政”的工

人階級的領導。由此，才在　５０　年代初期作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軀的

工人參加中國共產黨，以“改進”黨的階級成分。

然而，儘管有這一切，儘管毛澤東在　１９６２　年明白地說過在早期的這麼多

年只有“照抄蘇聯”，②可他的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經提出來

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於是老式的用語“獨裁”被用來

作為專政的同義語，“大同”被用來作為共產主義的同義詞，中國革命經驗

的獨特性質被一再強調。

中國革命在　１９４９　年以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稱之為

“正統”的道路以及它在什麼時候，為什麼和怎樣地與蘇聯模式分歧，不是

這兒討論的合適題目，因為它將在另兩卷《劍橋中國史》去談。在總結毛澤

東作為一位革命的理論家到　１９４９　年為止這段時期的發展的經歷時，所宜做的

似乎是考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　３０　年中將要出現的那些動向，在他取得

政權之前的思想中已見端倪了——只要人們有這種智力，看得出當時的跡

象。

由我看來，情況並非如此的一個領域是政治經濟的發展。是的，有一些

人爭辯說“毛主義的經濟學若非更早的話，也是在延安產生的”。的確，在

延安根據地的經驗中，也能找到毛澤東對未來經濟的考慮的很有意義的暗示

（如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所總結的），但是這些起點都太片面，不

足以辯明其中在任何意義上含有　１９５８　年大躍進思想這一結論。它們只包含了

農民自助的，而不是複雜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徵的組織；只強調了土辦法，

而不是大規模的投入或現代技術。總之，在延安沒有把大與小、現代和傳統

結合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