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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大規模的投入或現代技術。總之，在延安沒有把大與小、現代和傳統

結合起來的“兩條腿走路”，在那一時期的毛澤東的著作中也沒有“兩條腿

走路”的思想。如已經指出的，毛澤東在　１９４９　年建議透過現代化和發展經濟

的過程，使中國“由農業國進到為工業國”。而農村居民，雖然會積極參加

這一過程，就終極目標而論卻沒有發言權，它必須接受“再教育”，和接受

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變化。

所以，即使人們能夠在延安的自給自足經濟和　１５　年後在自力更生的口號

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間，認識到某種連續性，可是在細緻地闡述政策方面，卻

沒有任何思想上的連續性，在毛澤東自己的思想中無疑也沒有關於發展的連

續不斷的環鏈，因為他在　１９４９　年曾明確地否定過他在　４０　年代初期提出的許

多不成熟的想法。誠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哲學核心裡，至少從

１９３７　年到　６０　年代初期，有著實質上的連續性。不過，如果說毛澤東關於矛

盾的理論與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邏輯極不相容，那麼他自己在大躍進年代之

前並沒有發現這一點。

在毛澤東從　３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的看法中，幾乎全面延續下來的唯一的領

域，是行使政治權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認為從　１９４９　年以前毛

澤東的講話和文章裡，看出許多將要發生的事情的跡象，應該是可能的。

毛澤東在　１９４９　年說，他要建立的新政權正如可以稱之為“人民民主專

政”一樣，也可以稱之為“人民民主獨裁”。對於這一用語上的差異不必過

於重視，因為“獨裁”在過去的年代裡，當馬克思主義的措詞在中國還不是

②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都有標準的對應詞的時候，有時是被用作“專政”的譯文。雖然如此，它還

是帶有過時的中國式的專制制度的味道，以致它事實上能較好地概括毛澤東

對政治領導的看法的實質。

一方面他提倡基層參與的民主，其規模為現代任何革命領袖所不及。在

這方面，他為中國人民服務得很好，幫助他們準備進入政治發展的第二階段。

但是他同時又把發揚民主看成只有在一個“強國”的框架之內才是可行的。

依我之見，他這樣的看法是對的。不幸的是，他的強國的看法很像是一種專

制的東西，而他作為中國革命歷史上著名的領袖，在這樣的國家裡，歸根結

底就裁決什麼樣的政治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傾向是不合法的而論，依然

是主宰者。

本章第　３　節已強調指出，在　１９３９　年以後的那段時間內，毛澤東尋求在中

國推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它在功能上大致相當於歐洲社會發展的資本主

義階段。當然，這一方面意味著現代化和工業化，以便建設社會主義得以最

終建立於其上的經濟基礎。但是他也想透過把五四運動時期發起的對舊儒家

價值觀的抨擊繼續下去，以在另一意義上完成中國的未形成的資本主義階段

的事業。事實上他在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確實寫過一封信，提倡從舊的家庭制度下解

放出來：“有人說我們忽視或壓制個性，這是不對的。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

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①人們必定仍然要問，這一目標

是否與毛澤東的總的觀點一致。

在這個問題以及我剛剛提出的其他問題的背後，潛伏著交叉文化的仿效

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根本性的爭論點，這一過程從本世紀初就在中國開始了，

並且還沒有輪廓清晰的結果。五四時期的特點，總的來說，就是粗暴地拒絕

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而贊同源於西方的思想；其後在　３０　年代，在抗日戰爭的

環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國文化的尊嚴。就蔣介石和國民黨來說，鐘擺的這

一擺動，事實上導致否定整個五四精神，並斷言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