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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帶兵繼續北伐，兩人共同簽名，準備向部隊傳達。可費禕卻口是心非，尋求脫身之策，他騙魏延說：“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以此為藉口，“費禕出門馳馬而去”，並隨即背信棄義，助楊儀整軍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覘儀等”，才發覺上當，大軍已經“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魏延當然大怒，趁著楊儀行軍遲緩，搶先一步，“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魏延的意圖很明確，因楊儀掌握了全軍的統帥大權，故無法與之較量，所以只能趕回成都，向後主奏告事情原委。楊儀也不甘落後，於是二人都向劉禪上表，皆稱對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無主見的劉禪判斷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詢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蔣琬、董允都是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與同僚關係一向不好，“平時諸將素不同”，“當時皆避下之”，故而蔣琬、董允“鹹保儀疑延”。於是劉禪遂命“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準備###魏延。但不等蔣琬兵至，魏延已被楊儀所殺，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養外家何氏，後複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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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延腦後有反骨嗎？（6）

魏延為何不趕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勢兵力對抗楊儀呢？揣測原因，大概是劉禪派蔣琬###魏延的訊息其已經獲悉，他已沒有機會進入成都，向後主辨明事實真相了。在此情況下，形勢對魏延當然極為不利，被王平臨陣一叫罵：“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魏延所部立刻軍心動搖，“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其實，所謂的“曲在延”也是表象，當兵的怎會知道上層鬥爭的內幕？他們只知服從劉禪和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楊儀這一邊，認為魏延反叛，不願追隨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說，魏延部下這樣做和整個事件的是非曲直是無關的。

在“軍皆散”的情況下，魏延無奈，只得“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於是楊儀用腳踩著魏延的腦袋，嘲笑說：“庸奴，復能作惡不？”之後楊儀又“夷延三族”。《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一代名將魏延就這樣身死族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魏、楊內訌以魏延徹底失敗而告終。魏延的失敗有主客觀的原因。從客觀上分析，魏延遭到諸葛亮多年的打擊和排斥，加上楊儀、費禕等人的嫉恨，處境艱難，勢單力薄。從主觀上分析，魏延本人在這場突發事件中頭腦發昏，處置失宜，他不該輕信費禕，也不應在退軍途中燒燬主力部隊迴歸的“閣道”，授人以“謀反”之柄，更不該“據南谷口”，以所部數千之眾去對抗楊儀的十萬大軍。這完全是以卵擊石，自不量力。我認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韓信確實非常相似，即他善於用兵，是軍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卻顯得幼稚，缺智少謀。魏延死後七年，蜀人楊戲著《季漢輔臣贊》，給魏延下了這樣幾句評語：“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御，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楊戲肯定了魏延“折衝外御，鎮保國境”的功勞，嘆息他不能善始善終，指出根源在於他那“不協不和”、桀驁不馴的性格，這個評價是比較公允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所謂魏延“謀反”說，那完全是羅貫中捏造的罪名。陳壽對此已經下了結論：“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對頭楊儀倒似乎是“腦後長有反骨”。楊儀誅殺魏延後，自以為“功勳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屬。豈知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後主僅給楊儀一個虛銜，“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於是楊儀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費禕密報後主，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於是楊儀被廢為庶民，儀“覆上書誹謗”，遂下獄治罪，“儀自殺”。

楊儀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畢竟也甚為可惜，因為他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諸葛亮北伐時，“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谷，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三國志》卷四十《楊儀傳》。。蜀漢國小，人才較之魏、吳要少得多，諸葛亮生前用人不當，又不能協調好部屬的關係，死後導致蜀漢政權的這場內訌，這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