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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表是當時的大名士；益州牧劉焉是漢室宗親；梟雄劉備則是漢景帝苗裔，中山靖王之後，漢獻帝之皇叔。曹操的身世使他既不能像袁紹、劉焉那樣製造“天意實在我家”、“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的輿論，又沒有條件像袁術那樣“捏造符瑞，刻璽稱王”。所以曹操打天下所能爭取的唯一資本就是延攬英才，為其臂助。《三國志·武帝紀》載：“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可見，曹操估計到自己的力量遠未足與袁紹相敵，身世所決定的號召力也不能與袁紹可比，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任“天下之智力”，爭取不同政治派系和軍事力量的歸附，使大批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為其所用，才能實現“統御海內，芟夷群醜”的目的，遂提出了“唯才是舉”的政策。但隨著曹操軍事政治力量的不斷強大，到了北方統一的“治平”之時，曹操就冀圖建立專制統治，並因時勢的變化改變了策略。就曹操統治的前後期的用人政策來看，也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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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用人政策再評價（4）

曹操起兵伊始，僅有兗州一隅之地，兵微將寡，這時曹操求賢心切，唯恐因害賢而使天下英雄裹足不前。“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群豪並起，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憂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劉備為呂布所敗，投依曹操，程昱屢諫操：“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操亦明知備乃人傑，但終不肯下手，原因就是“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又如官渡戰後，曹操從繳獲袁紹的書信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有人建議嚴加追究，但操卻“皆焚之”。同上。其實這並非他發善心，而是操知道，“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眾人乎”《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氏春秋》。，故假作仁慈，以收攬人心。但在曹操平定冀州，北方統一局面穩定後，曹操膽子壯了，腰桿也硬了。為了實行專制統治，以免大權旁落，於是對士人發出一道殺氣騰騰的《整齊風俗令》。在用人政策上也採取了“以刑為先”、“用法峻急，有犯必戮”的極端手段，來剪除一些不合己意的人。一些名士恃才而驕，不肯唯命是從，就成了曹操動刀的藉口。

由此可見，曹操在其統治的後期並未能真正做到“唯才是舉”，而是以他自己提出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同①。作為其用人標準的。曹操的“賞功能”不過是他用人的權宜之計，並且僅僅是在“有事”時用之，但在定天下後的“治平”之時，曹操就要“尚德行”。華歆、董昭、陳群等阿諛奉承、望風順旨的所謂“清正之士”就被重用，而昔日有“治國用兵之術”的進取之士就受到排擠和打擊，他們“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三國志》卷十二《毛玠傳》。並且一旦和曹操意見不合，或成為操專制獨裁的阻力，就難免要遭殺身之禍了。正如趙翼所說：

蓋操當初起時，方欲藉眾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楊阜所謂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勢位已定，則孔融、許攸、婁圭等皆以嫌忌殺之，荀彧素為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甚至楊修素為操所賞拔者，以厚於陳思王而殺之，崔琰素為操所依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殺之。然後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從前之度外用人，特出於矯偽，以濟一時之用，所謂以權術相馭也。《廿二史劄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

當然，定天下後殘害功臣、賢士，並非曹操一人，在兩千餘年的帝制社會里不乏其例，這是帝制社會的一大通病，是皇權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只是曹操在天下並未真正統一前，就開始誅戮功臣賢士，充分反映了曹操皇權思想的惡性膨脹。

其二，從曹操個人的性格、品質來看，其氣度恢弘、賞罰分明、用人不究小過之例固然不少。同時，他又是一個極其兇殘、嗜殺、陰險、狡詐的封建統治者。正如孫權所說，曹操“所行，其唯殺伐”《三國志》卷五十二《諸葛瑾傳》。。在他指揮戰爭圍城時，曾強硬規定“城拔，皆坑之”《三國志》卷九《曹仁傳》。。因而往往不是“坑殺”，便是“屠城”；不是“所過多所殘戮”，便是“雞犬亦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