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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報仇，他能屠殺男女數十萬於泗水，泗水為之不流；官渡之戰，他斬袁紹八個大將，坑殺降卒七八萬，還自鳴得意。

曹操的殘暴行為不僅反映在他和敵對勢力爭奪天下的鬥爭中，而且處處體現在其為人處世的原則中。如曹操被董卓通緝逃難時，經過呂伯奢之家。“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三國志·武帝紀》注引《孫盛雜記》又云：“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盛情款待曹操的呂伯奢全家被操慘殺。事後曹操還大言不慚地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世語》。又如曹操因“常討賊，廩谷不足”，管糧官徵得曹操同意，用小斛發放軍糧，曹軍因此大譁，操卻對管糧官說，不得不借你頭一用，“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谷’，斬之軍門”《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曹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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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用人政策再評價（5）

曹操一面殺人，一面還假作慈悲，瞞心欺人。“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他還嫉賢妒能，“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同上。楊修被殺，從表面上看，是他“交關諸侯”之故，其實並不盡然。楊修才氣橫溢，聰明過人，如漢中之役，操受挫於劉備，進退維谷，出軍令曰“雞肋”，楊修知其用意，“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結果不出其所料，“操於此回師”。《後漢書》卷五十四《楊震傳》附《楊修傳》。蔡邕所題曹娥碑的八個字，也是楊修破譯為“絕妙好辭”，使操自嘆弗如。殊不知才高遭人忌，楊修又不能大智若愚，結果為日後被殺埋下了禍根。

論者皆謂曹操“能用度外之人”，並舉操釋陳琳為例，其實這件事並不足為證。陳琳雖罵及曹操之祖宗三代，但曹操亦知道陳琳時為袁紹謀士，桀犬吠堯，身不由己，故釋而用之。而以他事為例，就可看出操之度量亦很有限。如“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曹操對這兩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以後“（袁）忠、（桓）邵俱避難交州”，曹操還是不肯放過，而“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曹瞞傳》。又如毛玠得罪曹操，操雖貸其不死，然終身禁錮，廢黜不用，可見其心胸之狹，正如孫盛所說：“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三國志》卷十二《毛玠傳》注引孫盛評。

總之，當我們分析評述曹操用人政策的功過是非時，很容易看到在他的身上存在著令人驚異的巨大矛盾，即功過同在，或曰功過集於一身。“歷史行程二律背反”現象在這裡得到最為充分的體現。曹操身上集中的種種悖論，還是許劭的那句名言“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最能概括曹操之所作所為。這個“能臣”提出“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而這個“奸雄”又以“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為其處世準則。從這裡也可找到曹操求賢又殺賢的另一原因。

綜上所述，我認為對曹操的“唯才是舉”政策應作一分為二的評價。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東漢以來專講“閥閱門第”、任人唯親的腐朽官僚制度，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但另一方面，曹操的“唯才是舉”是按照“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標準來實行的。換言之，曹操之用人政策是典型的帝王權術。對此，後世史學家頗多評議。王夫之認為：“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術也，非道也。術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納，則天下之智力，其不為所用者多矣。”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九。趙翼則把三國之主的用人作了比較，他說：“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眾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後世尚可推見其心跡也。”《廿二史劄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其語鞭辟入裡，道出曹操用人政策的真諦。

孫吳立國之柱石——陸遜（1）

陳壽著《三國志》，除三國之主外，凡將相大臣諸人物皆數人合為一卷。唯諸葛亮、陸遜單人獨佔一卷。可見，陸遜在三國史上佔有何等重要之地位。宋人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三“孫吳四英將”條將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並稱為“一時英傑”，譽為孫吳立國之柱石。周瑜、魯肅、呂蒙三人誠為超世之傑，然他們大功初建之時，即患重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