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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史分冊第268頁“軍師將軍”條雲：“官名，軍師，掌監軍務，三國蜀漢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其二，《辭海》第372頁“軍師”條曰：“古代官名，常監察軍務，東漢、三國、晉都設定，如三國時魏以荀攸為軍師，吳以朱然為右軍師，蜀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盛先生一再強調“莫把小說充歷史”，言下之意，本人連《三國志》與《三國演義》之間的區別都不知道，這似乎把玩笑開大了。在我看來，盛先生自己倒是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可能是疏忽，在盛文中似乎也出現了《三國演義》的內容。盛文雲：“劉備當時雖已據有兩川，但還須鞏固，劉備自建安十六年入川，為據西川就用兵三年。”所謂“兩川”就是東川和西川，也就是巴蜀之地。但東、西兩川都是《三國演義》的地理概念。如《三國演義》第八十七回雲：“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漢武帝時，將天下分為十三州，巴蜀之地稱之為益州，《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史書只有巴蜀及益州的地理名稱，而絕無“兩川”及“東川”、“西川”之詞。

作為正式行政區劃的兩川是在唐代才出現的。《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曰：“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月，改蜀郡為成都府，又分為劍南東川、西川，置節度使。”可見，“兩川”的地理概念是唐代肅宗朝才有的。盛文又言道：“關羽北征始於漢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當時的背景是劉備已取得漢中（東川）。”據《後漢書·志第二十三》載：東漢益州共有十二郡國，而漢中僅是益州的一個郡。以漢中為東川亦是唐代之事，且東川的地域遠不止漢中之地。唐代劍南東川轄有梓、遂、綿、普、陵、瀘、榮、劍、龍、昌、渝、合十二州，約當今四川盆地中部涪江流域以西，沱江下游流域以東，和劍閣、青川等縣地。參閱《辭海》“劍南東川”條，188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總之，以“兩川”來代替益州，羅貫中寫小說可以無所顧忌，但學者在撰寫三國史的學術論文似不便使用。在下揣測，盛文中的筆誤，恐怕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三國演義》的影響吧！

2。陳壽的春秋筆法及關羽兵力辨析

盛文說：“關羽北征，乃因中州地區內亂而曹仁等在平定後，駐紮襄樊，擬###關羽，關羽因此乘勢北上。”認為這場戰爭是曹魏發動的，而關羽是被迫應戰，故根本談不上關羽是“孤軍北伐”，破壞《隆中對》。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我建議盛先生應仔細審閱《三國志》中的《武帝紀》、《曹仁傳》、《先主傳》、《關羽傳》。《武帝紀》雲：“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曹仁傳》雲：（建安十四年）“以仁行徵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關羽傳》說：“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先主傳》雲：“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從這些史料中可知，曹仁駐紮襄樊已有十年之久，對關羽始終處於守勢，從未出一兵一卒進攻江陵。那麼，陳壽為何寫“曹仁討關羽，屯樊城”呢？其實，熟悉《三國志》產生歷史背景的人皆知，這是陳壽所用的“迴護”春秋筆法。陳壽本蜀人，蜀亡後，入仕於晉，晉承魏統，故陳壽必須以魏為正統，否則就有殺身之禍。關羽攻襄樊，如陳壽寫曹魏“拒”之，就有貶意，故必須用“討”字，眾所周知，“討”乃“伐”也，必須是攻到敵國的地盤上，才用詞恰當，那裡有在自己的轄區內抵禦敵方的進攻，用“討”字的呢？從這裡，我們也可看到作為亡國之臣的陳壽情非得已的苦衷。盛先生之所以因“討”字而得出這場戰爭是曹魏方面主動挑起的結論，或是對“春秋筆法”不太熟悉的緣故。在下斗膽，不妨請盛先生讀一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三國志》多回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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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袖手關羽“走麥城”再辨析（3）

盛文又說“關羽有雄厚的兵力，且一度佔上風”，故無須益州出兵援助，而且認為關羽的總兵力遠遠超出我所估計的三萬人左右。在這裡，我想就關羽及整個蜀漢政權的兵力問題和盛先生一起算一筆細賬。東漢末年，群雄爭霸，至劉備取益州後，已初步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然而就三國實力相比較，蜀漢最弱是毋庸置疑的。天下十三州，曹魏佔有九州及荊、揚二州之一部，而蜀漢在丟失荊州後，僅有一州之地，故當時人就說：“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又曰：“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