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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三國志》卷五十四《魯肅傳》。。大將甘寧分析形勢時，也建議“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一破祖軍，鼓西而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三國志》卷五十五《甘寧傳》。。在魯肅、甘寧看來，剿滅黃祖、佔據夏口是成就王業的第一步。對魯肅、甘寧的這一戰略思想，孫權十分讚許，並堅決執行。其之所以在攻破夏口後未立即佔領，大概是出於荊州劉表勢力仍較強大，夏口失守後，劉表必全力反撲，孤城難守的考慮。且當時東吳內部尚未完全安定，不能分派足夠的兵力駐守，所以孫權棄城不守，只是“虜其男女數萬口”而歸。

在荊州方面，繼黃祖之後任江夏太守的是劉表的長子劉琦，這其中雖然有劉琦為自保而自薦的緣故，《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載：“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遊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但劉表以長子為鎮將，亦非同尋常，顯然是其出於對整個戰局的考慮所作的決定，表必深知夏口對於荊州的重要意義，由此也說明夏口的戰略地位在當時已受到了佔據荊、揚二州的割據勢力的足夠重視。

2。重江陵，輕夏口——曹操重大戰略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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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口的戰略地位與曹操赤壁之敗（3）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荊州。劉表病亡，次子劉琮代為荊州刺史，“遣使請降”。駐守在樊的劉備聞訊欲退守江陵，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將精騎五千急追之”，於當陽長坂大破劉備，“大獲其人眾輜重”，劉備會合劉琦退守夏口。《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曹操進駐江陵之後，並未乘勝追擊劉備，而是著手安定荊州，首先“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同時任命金旋為武陵太守，派零陵人劉巴招納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三國志》卷一《武帝紀》。這樣，曹操便佔據了荊州七郡中的南郡、南陽、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六郡以及江夏郡的北部，水陸騎兵二十萬以上，聲勢浩大。佔據益州的劉璋聞訊後“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同上。。在此之前，佔據涼州的馬騰受司隸校尉鍾繇安撫，派軍協助曹操進攻幷州高幹，大約與赤壁之戰同時，馬騰被徵為衛尉，家屬徙置鄴城，只有其長子馬超駐守涼州，這樣，曹操東征已無後顧之憂。

劉備兵敗於長坂之後，與劉琦退守夏口，雖佔據戰略要地，但畢竟勢單力薄，“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以兩萬之眾守一孤城，與曹操的二十餘萬大軍抗衡，無異於以卵擊石。對劉備來說，此時最有效的對策無疑是採納諸葛亮與魯肅的建議，與孫權聯盟共抗曹操。但聯盟並非朝夕之間便可成功，且孫權對聯劉或者降曹尚猶豫不決，劉備自然擔心曹操會在聯盟結成之前出兵進攻。“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因此，劉備不得不考慮其他出路，因備“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注引《江表傳》。。在此情況下，曹操若趁孫劉聯盟尚未結成，江東水軍不會西進參戰的機會，以北方步騎兵、荊州水師及文聘駐紮在江夏的人馬從水陸兩線同時進攻夏口，劉備則難以抵擋，必棄夏口，南奔蒼梧，投奔吳巨。如此一來，孫劉聯盟勢必胎死腹中。

在此大好形勢下，曹操並未及時出兵夏口進攻劉備，而是按兵不動。根據《三國志·武帝紀》記載，建安十三年九月，劉備奔夏口，曹操進駐江陵，同年十二月，赤壁之戰爆發。在這三個多月的時間裡，曹操一直著手安定荊州地方勢力，並未主動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在安定荊州的同時，曹操還致書孫權：“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三國志》卷四十七《吳主傳》注引《江表傳》。對於曹操此舉，謀士程昱曾表示：“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御我。難解勢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