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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謂之夏。”“杜預曰：漢水曲入江處，即夏口矣”，“漢水始欲出大江，為夏口，又為沔口。夏口實在江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五《湖廣方輿紀要一》。

關於夏口建城的記載，《讀史方輿紀要》稱：“漢水始欲出大江，為夏口，又為沔口。夏口實在江北。孫權於江南筑城，依山傍江，對岸則入沔津，故名以夏口，亦為沙羨縣治”，“（建安）十四年，孫權築夏口城，以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五《湖廣方輿紀要一》、《湖廣方輿紀要二》。若依此說法，夏口城為孫權於赤壁之戰後所築，且城在江南，則與《三國志》等史書中關於夏口城的記載不符。根據《三國志·孫策傳》注引《吳錄》載孫策表：“臣討黃祖，以（建安四年）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獲其妻息男女七人，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此戰後至孫權三攻黃祖之際，江夏郡的江南部分應逐漸為江東孫氏佔據。根據《三國志·甘寧傳》注引《吳書》記載，“黃祖在夏口，（甘寧）軍不得過，乃留依祖……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又據同書《吳主傳》記載，“（建安）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從中可知，孫策於建安四年大敗黃祖時，還未有夏口城，黃祖屯兵之所為沙羨縣，而孫權於建安八年第一次征討黃祖時，其城則名曰“夏口”。由此推知，黃祖築夏口城的時間應是遭孫策攻擊之後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末，至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之間。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孫權第三次進攻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系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董）襲與淩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裡。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三國志》卷五十五《董襲傳》。可知黃祖據守之夏口城應在漢水匯入長江的沔口一側，即今長江北岸的漢口、漢陽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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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口的戰略地位與曹操赤壁之敗（2）

關於“孫權築夏口城”一說，《三國志》及裴松之注引相關史書中並無記載，只有《三國志·程普傳》有程普隨周瑜擊敗曹仁、佔據南郡後“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的說法。周瑜敗曹仁、據南郡的時間是在建安十四年，與《讀史方輿紀要》中“十四年，孫權築夏口城，以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的時間、史實相符，唯獨“孫權築夏口城”之說無任何史料為佐證，可知此說應為顧祖禹之誤。

夏口在軍事上的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其“分荊襄之勝而壓荊襄之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五《湖廣方輿紀要一》。，是連線荊、揚二州的重要軍事樞紐，也是佔據荊、揚二州割據勢力的必爭之地。正如張靖龍先生指出，夏口“既是江漢平原順流東出的大門，又是東南揚州溯江西攻必奪之要塞”張靖龍：《赤壁之戰研究》，278～279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但夏口在戰略上的重要地位卻直到東漢末年才得以顯現，這主要與各個時期的天下形勢有關。春秋末年，吳、楚二國爭霸之時，楚國地域已跨越江淮，雙方爭奪的焦點在江北淮南一帶，即使是“吳入郢之戰”，吳國的軍隊也是“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戰場主要在江漢平原。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四，中華書局，1980。此時的夏口處於楚國腹地，其戰略地位尚未引起兵家注意。公元前334年，楚威王滅越，版圖東擴至海，楚國東方的威脅徹底消除。此後直至漢末，佔據荊、揚二州的割據勢力大多時間較短，未發生較為激烈的爭奪，夏口亦不可能顯示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漢獻帝興平元年（公元194年），孫策平定江東。建安四年，孫策驅逐廬江太守劉勳，與佔據荊州的劉表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夏口是荊州東部軍事重鎮，且與孫吳所佔據的江東接壤，遂成為孫氏勢力進攻的主要目標。建安八年、十二年、十三年，孫權三次出兵夏口進攻黃祖，並於最後一次攻破夏口，“遂屠其城”，“虜其男女數萬口”。《三國志》卷四十七《吳主傳》。孫權在攻滅黃祖後便匆匆撤兵，並未佔據夏口，這也使人誤以為孫氏屢次進攻黃祖只是為了報孫堅被殺之仇。實際上，孫權及江東將領對夏口的戰略地位早已有深刻認識。魯肅在向孫權進立國之策時，就提出應“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