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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三國志》卷十四《程昱傳》。程昱的說法道出孫劉聯盟的可能性及其後果，但曹操卻不以為然。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他在幾乎兵不血刃佔領荊州之後的志得意滿，以為劉備已是釜中之魚，不堪一擊。

張靖龍先生在分析曹操此舉時認為：“在當時曹操的心目中，目前劉備處境與當年的袁尚、袁熙相似，只要對江東孫權施加一些影響便可達到目的。”張靖龍：《赤壁之戰研究》，287頁。筆者認為，曹操未必會將孫權與偏安於遼東一隅的公孫康相提並論。遼東地處偏遠，中央政府對其鞭長莫及，公孫氏久畏袁氏，故而斬送二袁首級以求安守遼東；江東孫氏則不然，其立業江東，在周瑜、魯肅、張昭等賢臣良將的輔佐之下，其實力正處於上升期，有覬覦“九五”之心。在曹操佔據荊州之後，江東政權已經處於曹操軍隊的威脅之下，若降曹攻劉，勢必難以保持其在江東的統治地位。正如魯肅所言：“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三國志》卷五十四《魯肅傳》。曹操之所以對程昱“權必資之以御我”的看法不以為然，主要在於其並不擔心孫劉聯盟對自己的威脅。這是由於劉備此前依附於劉表，此時又與劉琦合兵一處，而孫權與劉表有殺父之仇，此前孫權三次出兵夏口進攻黃祖也被認為僅僅是為報家仇。曹操很可能出於此種考慮而低估了孫劉聯盟的可能性，且有強大的兵力做後盾，故並未將孫劉可能聯盟的數萬兵力放在眼裡。因此，曹操致書孫權多少有些先禮後兵的味道，但曹操如此做法，只能使孫權因感到嚴重威脅，加速與佔據夏口劉備的聯合；另一方面，也是最為關鍵的一點，曹操對荊州戰略的考慮，受習慣性思維的影響，過於重視江陵，而忽視了夏口的地位。

夏口的戰略地位與曹操赤壁之敗（4）

江陵屬南郡，為荊州的政治經濟中心。江陵是昔日楚國都城所在地，《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記載：“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又是荊州戰略物資的儲蓄地。江陵戰略地位重要，“不守江陵，則無以復襄陽；不守江陵，則無以圖巴蜀；不守江陵，則無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則無以固長沙。江陵於諸郡輔車之勢，謀國者所當察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八《湖廣方輿紀要四》。早在劉表初任荊州刺史時，荊州大族蒯越便提出：“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劉表採納其建議，“江南遂悉平”。《三國志》卷六《劉表傳》注引司馬彪《戰略》。赤壁戰前，劉備在聞聽劉琮降曹之後，首先率軍到襄陽，在無法與劉琮對話的情況下，又向江陵進軍，同時“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劉備與曹操皆欲搶先佔據江陵，可見其戰略地位重要。赤壁之戰後，曹操引軍北還，留自己的從弟、徵南將軍曹仁駐守江陵，拒周瑜，足見其對江陵的重視。

江陵固然重要，但荊州要地絕不止一處。從後來爆發赤壁之戰的地理位置來看，夏口的重要性已不亞於江陵。曹操沒有乘勝追擊，使劉備在夏口獲得休整部隊、調整部署的喘息之機，並使其得以從容地與孫權結盟，誠為莫大之失策。

3。夏口得失與西晉統一

在曹操留駐江陵、安定荊州之際，孫權採納魯肅、周瑜、諸葛亮等人的建議，決意聯劉抗曹，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統軍會合劉備。

關於赤壁之戰前劉備的駐軍地，有夏口和樊口兩種說法。根據《讀史方輿紀要》記載：“樊港在樊山西南麓。寒溪之水，注為樊溪，亦曰袁溪，北注大江，謂之樊口。《志》雲：在縣西北五里。建安十三年，劉備敗於當陽，用魯肅計，自夏口進屯鄂縣之樊口，是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六《湖廣方輿紀要二》。然而，陳壽所撰《三國志》中有九處提到劉備進駐夏口這九處分別為：卷一《武帝紀》：“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卷六《劉表傳》：“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卷三十二《先主傳》：“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卷三十五《諸葛亮傳》：“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卷三十六《關羽傳》：“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卷三十六《關羽傳》注引王隱《蜀記》：“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搖江渚，羽怒曰：‘往日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