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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後來袁紹一度成為當時最強大的軍閥。而袁術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東漢王朝尚未完全崩潰之時，僅據淮南一隅之地而自稱皇帝。三國時期，士人為圖富貴，或背叛朝廷，或棄舊主，猶如脫屐。正如趙翼所說：“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即為興朝佐命，久已習為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而轉借為遷官受賞之資。故偶有一二耆舊，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嘖嘖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由此可見，傳統的“君臣大義”與“三綱五常”已蕩然無存。

三國時期，兩個大名鼎鼎的人物——諸葛亮與司馬昭，雖然都對歷史作出傑出貢獻，但後世卻有截然不同的評判。前者因忠君“忠”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名垂宇宙，後者卻因“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遭世人唾罵。千百年來，諸葛亮與司馬昭幾乎成了人們衡量忠良奸雄的典型人物。我認為所謂諸葛“忠”、司馬“奸”的評判標準和價值取向極為偏頗，是對古代社會的忠君觀念以及皇權政治在不同歷史階段發生的跌宕起伏缺乏深度探究的結果。因此，本書就兩重君主觀的起源、嬗變、特徵作一論述與辨析。

金戈鐵馬定三分：三國軍事戰略新探

我不太同意近年來史學界比較流行的，所謂“南北經濟均衡”導致三國鼎立局面形成的觀點。事實上，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長江流域已經得到初步開發，建立於長江流域的楚、吳、越等國還先後成為春秋時期的霸主，一度問鼎中原，連北方晉、齊等強國都向其屈服。可見長江流域的開發並不始於漢代，所謂“南北經濟均衡”才導致天下分裂的理論把複雜的歷史簡單化了。那麼，三國鼎立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這當然是一個大問題，我在這裡也不打算詳細探討。不過，我認為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謀”，“人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誠如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言：“曹操比之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很顯然，諸葛亮強調曹操戰勝袁紹的法寶，就是“人謀”。其實，不僅曹袁戰爭的成敗取決於“人謀”，而且整個三國戰爭史都證明：凡善用“人謀”者就能克敵制勝，反之則必然失敗。本章的三篇論文都與“人謀”有關，但又從新的視角探究了赤壁之戰曹操失敗、關羽失荊州以及具有超強戰鬥力的涼州兵團難成氣候的原因。

赤壁之戰勝敗原因後人多有評說，幾成定論。但鮮有從夏口的地理位置、戰略形勢的視角上檢討曹操失敗之因。夏口“分荊襄之勝而壓荊襄之口”，是荊、揚二州的“心喉”。曹操赤壁之戰失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在奪取江陵之後，被勝利衝昏了頭腦，忽視了夏口的重要戰略地位，不納程昱之良謀，沒有乘勝追擊勢單力孤的劉備，佔領夏口這一戰略要地，致使劉備得到喘息之機，並與孫權聯合，大破曹操於赤壁。曹操亦因此喪失了統一天下的最佳時機。

三國時期，關羽失荊州，敗走麥城，致使諸葛亮《隆中對》規劃的橫跨荊益、分兵北上、統一中國的戰略宏圖化為泡影，“天下之終歸於曹氏”（王夫之語）。對此，歷來史家評論頗多，一般多責備“關羽大意失荊州”。我認為，將荊州之失歸於關羽的疏忽大意，實是皮相之見。其實失荊州的原因遠非如此簡單，這是劉備集團在軍事、政治、外交、戰略、戰術、用人等一系列問題上措置失當而造成的。王夫之認為，諸葛亮《隆中對》的兩路北伐顛倒了軍事上的奇正關係，是難以實行的。不少學者也表示贊同，我卻不敢苟同。我認為諸葛亮的隆中決策在戰略上是完全正確的，絕不能把失荊州的原因歸之於《隆中對》。蜀漢丟失荊州既有關羽本人的責任，亦有劉備、諸葛亮的失策。把失荊州的原因找出來，不僅分清了劉備、關羽、諸葛亮的“人謀”失誤，更可以使今人從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訓。

東漢末年，冀州、兗州、荊州、揚州、益州等地方割據勢力對於中央政權及漢魏之際的歷史影響，皆不及涼州軍事集團遠矣。以董卓為首、羌胡化的涼州軍事集團曾一度席捲關洛京畿，對東漢帝國的中樞形成毀滅性的打擊。從某種意義上說，東漢王朝是被胡化、羌化的涼州兵團所滅亡的。董卓、李傕對二京的破壞，是反文明、反人類的行為。此風一開，影響惡劣，軍閥屠城、濫殺無辜的現象層出不窮。涼州兵精悍，具有強大的戰鬥力，然涼州武將性多疑忌，反覆無常，不善“人謀”，其部又“莫相歸服，軍無適主”，缺乏凝聚力，加之“涼州寡於學術”，得不到士大夫的有力支援，故最終導致涼州軍事集團的灰飛煙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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